伊斯兰教与中国

    

    公元610年，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年)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以“信仰唯一的主宰安拉”为号召，传播伊斯兰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伊斯俩目”的音译，意译为“顺从安拉的旨意、命禁”。信仰伊斯兰教者，统称“穆斯林”(也称“穆民”)。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唯一一部根本经典，被奉为穆斯林在宗教和世俗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准绳。马克思说，《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法律的源泉”

。“圣训”是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言行录的尊称，是伊斯兰教中仅次于《古兰经》的基本经典。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坚(1906～1978)的《古兰经》汉译全本，这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译本，其文“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受到中国穆斯林的肯定和高度评介。

    伊斯兰教的三大圣地：禁寺、圣寺、远寺，是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时期的三大清真寺。禁寺，坐落于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麦加城中心，寺内的方形建筑“克尔白天房”是全世界穆斯林的礼拜朝向中心、朝觐瞻仰中心，“克尔白天房”所在的清真寺周围，禁止非穆斯林进入，禁止一切流血和邪恶行为，故称“禁寺”。禁寺经多次重建、扩建，现今可容纳50万穆斯林同时做礼拜，是全世界最大的清真寺。圣寺，坐落于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麦地那城内(距离麦加约400公里)，是先知穆罕默德到麦地那后建造的，圣寺的东南角是穆圣墓地，凡是去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一般都要去圣寺瞻仰、礼拜祈祷。远寺，阿拉伯语称“阿克萨”清真寺，位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内，“阿克萨”意为“极远”，故又称“远寺”，该寺与先知穆罕默德登霄的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伟大的阿拉伯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阿拉伯民族在哲学、数学、天文学、典章制度等领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对东西方文明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在知识和艺术创新方面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他们的眼光之所以能看得远，正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热爱和平、理性宽容、崇尚科学、鼓励求知的伊斯兰精神对人类精神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人类文明的璀璨苍穹中，处处都闪耀着伊斯兰文明的星光。”(摘自温家宝总理2012年1月18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企业家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唐朝时期，经济文化发达，在当时闻名于世。据说伊斯兰教至圣先知穆罕默德说过：“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话激励了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穆斯林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国。自唐永徽二年(651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7年，仅大食向唐遣使就达39次之多。大食，波斯文Tazi的译音，是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唐人从之。

    而大食国与唐王朝之间的民间交往实际上要更早一些。伊斯兰教创立后不久，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宛葛斯、吾艾斯、盖斯等三人最早来华传教。宛葛斯古墓位于广州市解放北街901号，流华桥北桂花岗。吾艾斯古墓位于甘肃省玉门市清泉乡中沟村，新民堡(回惠堡)。盖斯归真后葬于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清水沟附近，清代文献有“回纥坟”的记载，1945年被迁葬至哈密市西南郊，亦名“绿拱北”。

    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进入我国西北和沿海城市，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等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后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久居不归，成为“土生番客”，在唐宋时被称为“大食人”或“胡商”、“番客”，元明以来，称“回回”，他们是我国的穆斯林先民。“胡”多指北方、西部诸外族，“番”多指阿拉伯、波斯商人。番商被政府集中安置在一起居住，所居之处被称作“番坊”。

    “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的凯旋歌词，但用“回回”专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是成吉思汗西征后的事。13世纪初叶，因成吉思汗西征而东迁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各族穆斯林，“不复回首故国”，安居中土。这些东来的西域穆斯林，他们在元代官书、私文中被通称为“撒儿塔兀勒”，是当时色目人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一书把“撒儿塔兀勒”翻译成“回回”。撒尔塔兀勒，源于梵语，意为商人，专指花剌子模(回回国)，涵盖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黑海以东、来自西域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诸胡人。元代末年，回回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散布中国各地，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明代，伊斯兰教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回回民族形成的过程，明代是回回民族最终形成时期。

    “回族”一词作为民族称谓，最早出现在《重修肃州新志》卷三十“西陲纪略”。中国共产党一贯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开始组织实施民族识别，回回民族(简称“回族”)是第一批被识别的11个少数民族之一。自此，回族才从政治上获得了“民族”身份，这是回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由于“大食人”、“番商”等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清真寺这一伊斯兰教的标志性建筑也开始落根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主要表现在教坊制和经堂教育两个方面。

    所谓教坊，就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聚居区。为了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上的便利，穆斯林习惯在住地修建清真寺，并围寺而居。当代，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协助当地政府管理穆斯林宗教事务。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开创者，是明嘉靖年间陕西咸阳渭城的经学大师胡登洲(1522～1597)。兼熟汉文儒家经典和阿文伊斯兰经典的胡登洲，改变父传子继、师徒单传的古老教育方式，最初在家广收学徒，后移至清真寺中。由于教室设在清真寺礼拜大殿前北侧厢房，而讲授内容则以宗教经典为主，因而称为“经堂”。学员叫“满拉”，学成毕业时，由该教坊阿訇和教众为他“挂幛穿衣”，获得了可以被聘为清真寺“阿訇”的资格。经堂教育是中国私塾式的一种教育，在清真寺内办学，经堂教师由阿訇担任，学生的食宿费用多由教坊的穆斯林供养，提倡中阿文兼授，因此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全国穆斯林聚居地区纷纷效法陕西，至明末清初，各地都兴起了较大规模的经堂教育。

    自唐朝起，以长安(现在的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步成为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唐时，住在长安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数以万计。到了清朝，1862年，陕西境内的回民人数已达160多万。1868年6月，陕西回民武装起义失败，约有85%的回民死于战乱，仅有5%留在了陕西的陕南和西安城内，10%被迫离开八百里秦川，向甘肃转移。之后，中国西部的伊斯兰文化的中心，由长安转移到了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

    ——摘自《清真在我身边(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