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主权回归90周年 老照片记录风雨归程(图)
图为接收当日的胶澳商埠督办公署
图为接收的胶州湾盐田
并不是彻底的回归
日本对交还青岛早有一套腹案。交还青岛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关键问题是交还什么、怎么交还。日本在1914年8月对德最后通牒中信誓旦旦地宣称，占领青岛是为了“以备交还中国”，貌似公道、仗义的言辞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享有一战“天佑”之机的日本从日德之战尚未开战就已设计好了，将交给中国的是青岛之“名”，自己不仅将霸占青岛之“实”，更重要的要将“交还”作为筹码，在中国榨取更多的权益，获得在中国的“卓越地位”，以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抛出了“二十一条”，亮出独霸山东、垄断东北和福建、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等底牌。为实际控制青岛，日本先是要求在青岛设置专属居留地，退而要在青岛设共同居留地，企图将青岛变为日本手中的“租界”；精心布局，在青岛扩建市区、开设工厂、兴办商社、出让公产、鼓励移民，所有举措，无一不带有长期垄断青岛的目的，做了一笔“名”归而“实”不至的生意。巴黎和会后，日本诱使中国政府与其直接谈判交还青岛问题，意图以势压人，避免其他国家对其施压，最大限度地赢取在华利益。在具体谈判交还青岛的鲁案善后谈判过程中，更是狮子大开口，强取豪夺，最大限度地把持特权、榨取利益。
从中日两国签署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在青岛及山东保留了大量特权。条约规定：日本应在条约实施6个月内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青岛海关交还中国，但日商与海关行文时可用日语，海关职员亦要聘用少量日本人；日本应在条约实施9个月内将胶济铁路交还中国，中国向日本偿还铁路实价5340万金马克和日本管理期间内永久性增修设施设备的费用，以国库券交付，15年内偿清，并以铁路作抵押；在未偿清之前，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及与中国会计长权限相等的会计长；中日合资兴办授予德国矿山开采权的山东矿山；开放胶澳德国旧租借地；青岛盐场由中国备价赎回；青烟、青沪海底电缆交还中国；中国购买日本移交的青岛、济南无线电台；日本放弃1898年中德条约中的优先权等等。
在日本的精心策划和强行压制之下，中国政府无奈收回了一个残缺的青岛。日本交还青岛后，在青岛长期保持重要的政治经济影响。日本在青岛总领事馆内设警察机构，下设9个派出所，甚至一度公开挂出派出所的牌子，公然行使警察权。日本军舰长期驻扎青岛，进行所谓的“警备”，1927年和1928年，日军两次以保护侨民为由在青岛登陆，出兵山东。日本在青侨民人数众多，还设立居留民团等民间组织，维护日侨权益，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在青日侨横行霸道，走私贩毒，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胶济铁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直是日本的抵押品，中国实际上丧失了自主经营权，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的工具。日资企业在青岛占据了垄断地位，纺织是青岛的支柱产业，日资纱厂为8个，且资本均达千万以上，唯一的华商华新纱厂资本仅250万元。其他如化工、橡胶、火柴、面粉、榨油等和金融、贸易企业，也大多由日本人掌控。
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的解决不能说是中国外交的胜利，只能是中国外交上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达到了以 “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遏制日本的预期目的，是最大的获利者。英国实现了维持现状的愿望，唯独日本不得不退出一部分掠夺来的赃物。中国虽基本收回山东主权，但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不过是“在政治上认中国为共同保护之地，在经济上认中国为共同侵略之场”，“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在这一严峻现实面前，中国以丧失重大战略利益为条件，得到日本早已决定放弃的“残骸化”青岛，中国外交何有胜利可言。
收回青岛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成果。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已有意识地尽量用多边关系来解决双边间难以解决的问题，利用国内民意和国际压力，在山东问题交涉中采取强硬态度，迫使日本为了消除其他列强的猜疑不断作出让步，在有利的条件下促成了山东问题的解决，毕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对青岛民族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如收回青岛后一段时期，日本侨民明显数量减少。1920年末，日本在青侨民达到24536人，是为第一次日占时期的最高值。1924年末，日侨已经减少为13504人。再如日本在青岛新建企业速度明显放缓，部分企业倒闭，效益下滑。1922年日本在青岛10万元以上规模的公司 （商社）为138家，1926年则减为96家，部分公司经营状况出现萎缩和亏损，一些中小企业停业倒闭。与之相反，中国、欧美公司分别由1922年的76家、19家增加到1926年的120家、64家。当然，对资本实力雄厚的日本在青大企业，交还青岛并没有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青岛回归之际，国人曾对青岛寄予厚望。1922年11月7日，王正廷在济南召集各界报告鲁案会议经过情形称：“但使管理良善，商业发达，为国家多存一分主权荣誉，使将来成为东亚第一商港，则鄙人之所厚望者也。……上海为全国商业之最，今青岛可驾而上之。将来铁路修通联运规定，必为第一商港无疑。……总之，青岛发达，即山东发达，山东发达，即全国发达。故必合全国之力为之，使发展一无遗憾，此则鄙人所希望者也。”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岛回归后继续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盘剥，王正廷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相反，青岛回归伊始，即成为各路军阀搜刮民财、筹措军饷的造血机器。在曹锟的支持下，山东省省长熊炳琦谋得首任胶澳督办一职，他大肆搜刮民财为曹锟“贿选”，计议将青岛港口设备、市区公产、土地和胶济铁路的机车等抵押于日本，以换取1300余万元的巨款。其密谋泄露后，引起强烈反对，被迫中止，但他仍将商埠官办的屠兽场以40万元卖给中日商人合办，胶澳电气公司亦交给中日商人合办。以上款项及市财政收入，均由熊炳琦奉献给曹锟，作为收买议员、贿选总统的费用。其后的历任督办也都搜刮民财、筹措军饷，甚至屈服于日本压力悍然出兵屠杀罢工工人，致使青岛工商业凋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