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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体差异而言,我觉得总体上日本人比较守规矩———让把自行车放在左侧,老百姓一般不会靠在右边,没人表现个性;但大学里的教授们则不然,个性历历可见,其中不乏特立独行者。
众所周知,日本人讲究范式和仪式之美。教授们登台授课无不西装革履,道貌岸然。但东京大学
M教授则每次见到都只穿直领衫套一件休闲西装,绝对不系领带,并神情诡秘地向他的中国高足泄露天机:何必把那个物件吊在颈下呢!于是在东大任教的一位北大年轻学者在其新著《后世说新语》中撰曰:
M教授“著装每不系领带,与日本国衮衮诸公异。或问究竟,答曰:我有某物,未必示人。”不过此公对香水极其在意,所用品牌甚为高档和特殊,研究生们往往如蝶恋花一般循其香而追其人。这也是因为此公是名教授、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似乎比总理大臣还忙。加之拒绝电脑不用
E-mail不开手机,研究生很难找到他这个伟大导师。学术上他也极有个性,如对大红大紫的村上君颇不以为然,论及《海边的卡夫卡》,指责为什么田中卡夫卡君借他人之手而没有亲自结果父亲———为什么日本人未能自己清算天皇?一次喝酒,他对我说他的使命“就是保持理论上的最高水准”,宣称“任何学问都是实践”。因此专著一本接一本,讲演一场接一场。美国进攻伊拉克期间一次打开电视,忽见此公正在反战集会上讲演,慷慨激昂地抨击小泉政府一味追随布什。对授课则不甚热心。我听过一次他的研究生课。硕士生博士们讨论之间,他闭目合眼打瞌睡———就差没鼾声如雷———快下课时好歹睁开眼睛,“指导”了两三句便提包出门而去。但因为他是众所公认的名人,谁也奈何不得,投其门下者仍趋之若鹜。
我所认识的另一位东大
F教授则风格与此公迥异。一身见棱见线的银灰色西装,一条一看即知价格不菲的领带,和颜悦色,文质彬彬。不料一次与某华人教授提起,对方说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后来翻阅《后世说新语》,果然上面评曰:
F教授“性狷倨,独往来为学,俨然师尊。然饮酒则为赤子,酒后则为婴儿。”对后者我也略有感触。一日对饮,归途中他兴致倍增,欣欣然手指霓虹灯光怪陆离的一家旅馆,告曰那便是“
L ove
Hotel”(性爱旅馆)。我说一个人去怕不接待吧,他笑道随便找一个带去就行了嘛,那还不手到擒来!果然“酒后则为婴儿”。顺便说一句,此公乃时下日本国鲁迅研究第一把手,出了一大本《鲁迅研究事典》。还翻译过莫言的长篇。
总之,相对于循规蹈矩注重整体谐调的一般日本人,教授们显然富有个性,活得格外“自我”。这恐怕主要是体制所使然。日本的大学是“自治体”,教授治校,重要事项均由“教授会”决定。换言之,除了法律,他们基本可以藐视来自外部的任何指令,无须看他人脸色行事———乃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惟一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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