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其“连累”，大卫的朋友们也没个“正形”。其称呼不是罐头、铁钉，就是青椒、蒜苗，即使是女的也只落得个玉米，甚至还有叫“起子”的。小猫小狗呢？则是王桂花、张豆豆、杰克逊了。名虽不雅，可他们都在大卫笔下有模有样地活着，一会儿酸甜，一会儿苦辣，不管是本分的狡猾还是狡猾的本分，都能把人笑死。

　　大卫原是个医生，可此人却能写明快、疏朗的文字，再加上天性中挥之不去的灵动与俏皮，其文章便可一观了：“一滴水，伸长了脖子，就变成了河。一滴水，扩了扩胸，就变成了海。再做几个俯卧撑，波涛就汹涌了、澎湃了。一滴水，站直了身子，就是喷泉。……给它加上红，就是动脉里的血；给它加上蓝，就是个头最小的海；给它加上黑，就是墨汁———这是一种可写求爱信、也可写绝交书的墨汁。”若无点文学的天分，谁能把司空见惯的《一滴水》铺展成千字散文呢？

　　天性难违，大卫终于放弃了10年医生的“工龄”，进京以笔为生。“那段时间，我瞅报纸的招聘广告瞅得眼睛都要出血，但没有一个合适的……忘了说，我是一个把文字分行的人，爱写些押韵或者不押韵的东西———看来，诗人自古至今都不是一份职业。既如此，孔子他老人家为何又要说：不学诗，无以言。这不误人子弟吗？”

　　也许得益于“把文字分行”的雅兴，大卫的文章都比较养眼，没有蹙眉苦思的煎熬，只有涉笔成趣的快意。诗人车前子说，大卫的文章是“胡婢遂生胡儿”式的“遂生，也就是终于生了，不得不生了，就这么生了”。读罢大卫的《二手苍茫》，感觉此言不虚。反过来看，那些印数高悬的“作品”，又有几个是“遂生”的呢？看一眼每每在报纸上连载的“畅销书”，只需几行便让你眼目干涩，如芒在背，大概他们是为名气和版税而“生”的吧？

　　若以为大卫只凭着“没正形”就笔走龙蛇那可错了，“形”不正，心可正着呢！《我又看见了他们》，他们是“准备找工作的农民……雪下得更猛，风也跟着起哄”；《卖花姑娘》不仅卖玫瑰，也卖那种“名叫青春的花儿”，而且往往“一枝也批发”；有谁肯为一个浑身脏兮兮、背着沉重编织袋的老人出上一块钱车费呢？“是不是悲悯也有了档次之分？”（〈悲悯的档次〉）“我不是怕流泪，而是怕我流不出泪。我是写诗的，我知道，如果双眼成了断流的黄河，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心疼的底线》）

　　有正心为底，文章便挥洒自如，用不着战战兢兢地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而那些以印数、名气、金钱为底的作家、大腕、阔佬，碰上大卫，不啻老牛遇上了庖丁，一点脾气没有。如若不信，请看看这几篇：《我骂故我在》、《新概念写作》、《娱乐圈，比鸡窝还乱》、《富的是哪半截》、《重金之下必有处女》，当过10年放射科医生的大卫，那眼睛可是吃素的？

　　大卫心仪王小波，“小波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他自己虽是坐小巴上班的主儿，却也深谙兜圈子之妙。《在夜行列车上》他就兜了一个绝妙的好圈子。对人性中美德的由衷赞叹却寓身于一篇煞有介事的“惊险小说”，令人不能不想起日本的微型小说大师星新一，还想起了赞美吉普赛人的印度电影《大篷车》；《怎样度过一个夜晚》、《谁该学习进入21世纪》则是其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经典”之作。

　　春天来了，“树把芽掏了出来，雪还在背阴地带耍赖。两个小女孩在草垛前晒太阳，一个小些———另一个更小些。风有一丝的暖，是两块生铁相互摩擦时所产生的那种暖。屋脊上，一只猫追逐另一只猫，不知谁的作风不好。”这就是大卫眼中《春天的一些事情》，读一下大卫的这本《二手苍茫》，也许是我们可以在春天里做的一件事情。

　　（《二手苍茫》，大卫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