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我收到一封飘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大意是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他俩愿意买我几张木刻作品，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把画款寄来。

　　但是，画寄过去了，钱却好久不见寄来。我就上南京“收账”去。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大千、叶浅予的画。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张瑞芳。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啊！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呀，你是黄永玉，唉呀！我想起来了，对，我们写了信给你，木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倒好像刚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大家就分手了。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党的银行。我那时急需一百元港币，买一块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次见到他匆匆忙忙，总难以开口，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油石跑了。他们夫妇俩去了北京。

　　回到北京，经过了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副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