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北京那一年二十八岁，可染才四十四岁。学校安排我们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

　　“欢迎你们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那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的情绪饱含着革命的内容，一肚子、一脑子的激情。交谈都离不开这些主题。但和李可染相互的谈话都是艺术上的探讨，我又说得多，大家直来直去，倒得到无限真诚的默契。

　　也有很多机会听他谈齐白石。他谈齐白石，是真正原味、不加味精香料的齐白石，这么一来，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座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然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

　　可染先生对齐白石不仅尽精神上弟子之礼，每月由中央美院发出的名誉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领，亲自送去白石铁屋老人手中的。冬天来了，白石老人的家里就会打电话来问：学院为什么还不送煤来？送薪俸到西城，有时可染带着小女儿李珠或小儿子李庚去，老人总要取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作为“糖果钱”。入情入理。充满温暖好意。

　　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上。一出门抬头右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到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

　　可染先生的生活在那些年是很清苦的。一家许多人口，母亲、孩子们和妹妹，以及一些必须照顾的亲戚。没有特别的嗜好，不喝酒，不吸烟，茶要求不高，惟一享受是朋友的来访。饭食也很将就，全由自己的亲妹妹想做什么就吃什么。他不想惹事。谨慎、小心，大胆子全用在画画上。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被关在一起。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李可染、许幸之这几位老先生被指定为永远下乡落户到湖北农村生根的光荣户。这几位老画家面无人色，肩上居然还背着一个革命气味很浓的包袱，排成一列，肃立宣誓，大意是赌咒绝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于是就让那一丁点很不诚恳的锣鼓声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