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大力整顿、规范建筑市场的形势下，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在办证上大打“擦边球”。往往开工数月还在办规划手续，楼房盖了十几层才办施工许可，直到售楼时才把建设手续终于办完。边规划、边施工、边 办证，这种严重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的手段，已经成为开发商纷纷效仿的“效率法宝”。

　　记者在走访武汉市２０多家涉嫌违规的开发商时，发现绝大多数是“三边”工程。“三边”工程为何这么多？又为何禁而不止？

　　大量正在施工的工程,还得主管部门加强监管,才能杜绝“三边”工程

　　收费“婆婆”手太多

　　房地产开发究竟涉及多少项收费，开发商的回答是３０至１００项之间，不同地区弹性极大。开发商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减免一些收费，但收费部门又不同意，僵持不下；还有些收费本身可以跟收费部门讨价还价，为把缴费额降到最低，谈判时间就无限延长。结果，开发商由于缺少个别部门的手续而不能到规划、建设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很易造成边施工、边办证的局面。位于武汉市的“顶秀嘉园”住宅小区，在楼房建了一大半直到向外发售时，用地、规划、施工、售房四项手续一项都没有，是一个“四无”工程，后来才把手续陆续补齐。开发商承认该工程是“四无”工程，是违法建设，但认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有关部门滥收费。

　　据了解，该公司开发的住宅小区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危房改造政策。２００１年４月，武汉市政府为改善城市居民住房条件，特批了一批危房改造项目，属危改房的在建设中享有一系列优惠政策。

　　公司负责人拿出有关文件说，按武汉市政府的危改政策，一大批费用应该予以减免，如白蚁防治费（１.８６万元）、易地绿化建设费（２９万元）、散装水泥专项基金（１万元）、档案保证金（１万元）等等，但这几项费用有关部门硬是要收，不交就不给办相关手续，于是就无限延长了办证期限。园林局收的２９万元的绿化费，按市里的文件规定应减免，公司反复找、反复顶，最后还是没用，只好交钱。其它的几笔较小的收费，也陆续交了，此后才能到规划、建设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武汉市某区收取的“教育设施配建费”，本是被国务院明文取消的收费，但在该区取而未消，一家开发商在这里开发１０万平方米小区，教育部门来要收费９００万元，第一次谈判，降到６００万元，再次谈判，降到３００万元，继续谈判，降到１８０万元。

　　一位开发商对记者说，很多国家的建设收费都是明文告示，一眼看到底，很好计算，而我国的建设收费政出多门，也不向开发商明文公布，我搞地产开发十几年了也还不知道哪些费用该交，哪些不该交，完全是“糊”的。

　　武汉市建委建筑市场管理站一负责人说，很多办证迟延的项目都是因为各部门的收费造成的。

　　开发公司“能量”大

　　所有的“三边”工程都有看似可以成立的理由，这些工程的开发者很多都有某种“背景”。有的开发商和行政管理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开发商手中拿着领导的批条，有的开发商是一方知名企业，他们为了抢进度，就敢于不顾手续证件是否齐全，开工之后再去补办。２００４年５月，记者来到武汉一大型建筑企业集团开发的小区，了解到它的规划手续是在动工后办理的，施工手续则"正在办理"中。而６月记者回访，手续已经全部办齐。

　　拿着领导的批条，先开工再办证已成了行之有效的通行做法。武汉某公司建设一个商住楼，在拿到施工许可证之前的半年就已经开工了。公司负责人说，开始之所以没办证，是为了赶进度，能尽快竣工，而且，开工时一个市领导批了条子，让它先开工后办手续，不想这个领导后来不在位了，说话不算数了，于是变成了违法建设。

　　工程快封顶了去办证，办证速度比按常规办理要快好几倍，这也是"有背景"的开发者才能做到的。武汉某高校建设住宅楼，工程接近封顶时，还是无规划、无用地许可、无施工手续、无售房许可的"四无"工程。记者调查时，负责人说，最近１周内就能把手续办齐。而这些手续，通常需要办几个月的时间。

　　有的开发商甚至认为，办证很复杂，缴费更复杂，还不如什么手续都不办，坐在家里等这些部门来找他罚款，罚款的钱跟办证、缴费花的钱差不多，但走罚款这条路轻松多了。

　　如今，边开发、边办证已成了房地产开发的“行业惯例”。武汉某企业在青山区开发的大型住宅区投资近亿元，今年４月施工到３至４层时还无规划审批、无施工手续、无销售许可，边施工边办证。面对记者采访，公司一负责人竟然说，全国的房地产开发９０％以上都是这样操作的，没有哪一家是完全规范的去办证。

　　主管部门开绿灯

　　几乎所有的“三边”工程的背后都和监管乏力有关。如果有领导批条，规划、建设部门对这些“三边”工程也无能为力，但更多的时候是这些部门没尽到应有的监管责任，明知工程早已开工，还是在他们缴费后为其办理相关手续。

　　按照规定，建筑工程需要的各种手续环环相扣，在规划部门办了“一书二证”（即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才能在建设部门办理施工许可证，此后才能施工。但实际操作中，有些部门却没有严格审核办证、办手续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甚至出现了先办施工许可证，后办规划许可证的情况。实际是默许了施工后再补证的“合法性”。

　　武汉市汉阳区房地产公司开发一个住宅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下发日期是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日，而施工许可证的下发日期则是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９日。表明开发商是先办施工许可，后办规划许可。开发商称，在办开工许可证前，已经拿到了“规划许可通知书”，所以是“已经办理了规划手续”。而这个通知书下面附有说明：“建筑工程施工至正负零、市政管线工程基槽施工竣工，本通知书自动失效”、“本通知书不作办理建设工程上部结构施工许可手续之依据”。记者咨询专家后得知，这个“通知书”并不能取代规划“许可证”，而规划许可证是施工许可证的前提条件，建设部门凭这个通知就给开发商下发施工许可证是错误的。

　　记者登录武汉市规划局的官方网站，在里面查询，看到不少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带一个“补”字。补证有没有意义？对开发商来说，这是使建筑“合法化”的重要步骤。但对监管部门来说，补证仅仅是收钱意义，已经建起来的楼房，质量安全监督、勘察设计审查等等都流于形式。有个开发商坦率地向记者表示，监管部门对于违规建设，一是“手太软”，认为直接拆除影响太大，或迫于上级压力不敢作为；二是“心太黑”，动辄罚款几十万元，都是为了部门创收利益，能罚款的就罚款而不是拆除违法建设。

　　专家认为，“质量安全重于泰山”，建设工程的审批手续十分复杂是全世界的通例，我国也不例外。规划许可手续是为了使建筑工程能够符合城市规划，施工许可手续是为了保证建设单位符合法定条件再去开工，等开工了、施工了、完工了再补办手续，就把规划、建设部门的管理架空了，导致了政府对工程的系列监管如招投标管理、勘察设计审查、质量安全监督等都形同虚设，为工程的质量安全也埋下了无穷的隐患。

　　同时，也有专家指出，《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法律对于行政许可机关的极力制约，事实上该法律同时也对社会、对公民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它要求涉及公共安全的社会活动不经许可不得实施，一经实施即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记者 田加刚 李鹏翔）特约编辑：宋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