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午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百万之众，在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在这个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件中，中共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获取国民党苦心制订的长江防御军事计划，为解放军渡江成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与虎同舞”的名门子弟

　　当时的国民党军官许锡缵是获取长江防御计划的主要地下工作者之一。1936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便投身国民党政府的空军，不久即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许锡缵出身于广州高第街名门，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身居高位，叔父更是蒋介石的老上司。这一切都使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不易为人察觉。

　　1943年10月，国民党政府选派40名航空技术骨干去美国学习，他被列入名单，他立即请示上级。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批复：同意许锡缵出国学习……出国后保留党籍，回国后找党。

　　1946年秋，许锡缵回国，进入了国防部第六厅，任第二科科长（中校军衔）。此时，内战已全面爆发。他所在部门虽然不直接参与作战策划，但可通过工作关系接触各种军事机密。

　　“深藏后院”的北伐老将

　　在许锡缵逐渐靠近核心军事机密的同时，另一位中共地下工作者也正潜入国民党军事首脑机关。他就是挂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吴仲禧。吴是北伐老将，1937年秘密加入了中共，时年42岁。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随张发奎部进入广州。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吴仲禧奉调去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后又出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此时他的职位都没有军事实权，但却可以利用关系从事情报工作。根据当时中共南方情报负责人潘汉年的指令，吴仲禧继续潜伏并相机行事。

　　关键时刻获取绝密军情

　　1948年，吴仲禧一次调迁，获得了掌握军事部署的机会。当时徐州地区酝酿着长江以北的一场大决战，他被国防部调去“徐州剿匪总部”。接到调令后，他立即向在香港的潘汉年汇报。潘指示他抓住时机，获取核心军事情报。赴任不久，吴仲禧便从参谋部门抄录了徐州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兵力、番号、兵种和部署的全部资料。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长江已成为双方较量的舞台。而国民党军事大本营中，对于防御战略存在很大分歧。以京沪卫戌总司令汤恩伯为代表的少数派，依仗蒋介石的支持，否决了多数派的意见，决定“不守淮”，即放弃江北，重兵退守江南。这一重要情况，经由两位参与作战计划的将领告知吴仲禧，吴迅即向上报告。

　　掌握长江防御实权的汤恩伯，不久便向沿江守备的十个军长下达作战命令，明确各军的位置任务，以及后勤补给细则。隐蔽在汤恩伯司令部内的一位参谋人员（中共地下党员），将消息密告给吴仲禧，此时上海情报线已断，吴立刻将情报转送香港分局。

　　后来的事实证明，吴仲禧所提供的情报，不仅有助于解放军渡江作战，而且影响到渡江后能够迅速围歼国民党十多个军于长江三角洲地带。

　　紧急关头出席军事会议

　　在解放军百万大军就要打响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缵以他特有的条件加紧行动。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陆续南迁广州，国防部第六厅亦安排撤退。此时，许锡缵“临危请命”，要求“坚守岗位”至最后，厅长赞赏其“忠勇可嘉”，同意他负责该厅留守处，并代表第六厅出席国防部有关会议。

　　为了参与国防部拟订长江防御的作战计划，许锡缵出席了各种大小会议；还会同三厅、二厅、兵工署有关人员，乘船溯长江而上，视察马鞍山、裕溪口、芜湖等渡口的形势，并商讨军事部署。

　　1949年3月28日上午，南京国防部第三厅留守处在励志社召集紧急会议，部署长江防御的最新任务，参加的有二厅、六厅、保密局、兵工署等的代表。许锡缵在席位上心情异常紧张，他注意着会场内的一切动静。

　　会上，第三厅负责人讲述了最新兵力配置和反渡江作战细则之后，保密局负责人提出了下列措施：（1）在长江下游沉没大批木船并投放石块，阻塞水道；（2）必要时，在长江各渡口附近倒放汽油，燃烧封江；（3）在长江南岸各渡口附近村庄的水井大量放毒。最后宣布：（1）、（2）项由部队实施，（3）项由保密局直接执行。

　　情况万分紧急！散会后，许锡缵马上驾驶吉普车飞速向他的上线人报信。

　　次日清晨，一架运载国防部撤退人员和物资的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当它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后，一个军官匆匆走下飞机。这个军官随即到东山梅花村会见他的女友，于是，中共中央从香港秘密电台迅速获得了这个情报。当渡江战役的炮声响起时，许锡缵和吴仲禧，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他们身着国民党军服，以内心激动而外表平静的姿态迎来了这一天。史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