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

　　20世纪第一年的夏季，一天早晨一列特快列车停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车站，火车起动前，车窗外走来一对青年男女，这一男一女跟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交谈起来，随后他们都上了列车。列车行驶的途中，这一对男女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父母的包厢，向他们说起这趟特快列车不知能否在托尔斯泰故乡波良纳临时停一下车。谈了片刻，他俩便告辞回自己的车厢了。火车忽然减慢了，正在刹车，一驾双套马车从小树林里钻出来，紧赶刹住的列车，接走了这一对青年男女。这一对青年男女不是别人，正是里尔克与莎乐美。这是里尔克与莎尔美第二次俄国之旅，他俩是专程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拜访托尔斯泰的。

　　列车驶向了弯道，继续载着帕斯捷尔纳克一家驶向敖德萨。这多么像一场经典电影的蒙太奇，然而这确实是真实的文献和见证。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仅10岁，从此他像浮士德一样有了两个童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是画家，俄文版托尔斯泰的《复活》插图就是其父所绘；母亲是钢琴家。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与里尔克是朋友，有过书信往来。父亲藏有里尔克早期诗集的签名本，帕斯捷尔纳克在少年时有一天黄昏帮助母亲整理父亲的书架时，从一摞最不听摆布的书堆里掉出一本灰皮小书，他把它拿回自己的房间。他爱上了这本诗集。不久，又有一本同一只手签赠给父亲的书加入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激赏之列。又过了许多时日，帕斯捷尔纳克才领悟到这两本书的作者莱纳•马利亚•里尔克，原来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个夏季里，他与父母在林间小站的路堤旁丢下的那位德国人。他后来跑去找父亲，他父亲证实了这一切。他父亲在《历年散记》一书中写道：“我儿子鲍里斯（当时还是个10岁的学生）跟我走出车厢来到站台上，见到了那时还年纪轻轻的里尔克，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那时，不论是他还是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伟大的德语诗人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对他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

　　帕斯捷尔纳克在16岁那一年随同全家有一次柏林之旅，“可能是在这次旅行之后，回到莫斯科时，另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进入了我的生命。那时他稍有名气，而现在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德国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了。”帕斯捷尔纳克在66岁时写就的《人与事》中如是说。

　　帕斯捷尔纳克从21岁起断断续续地翻译里尔克的作品，醉心于里尔克的诗。1926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得知里尔克知道他时，他哭了。并于同年4月12日给里尔克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颂里尔克为“伟大的、崇敬的诗人”，且说，“我的性格的主要特点，我的精神存在的所有方面，都应归功于您。”

　　1926年12月29日里尔克在瑞士病逝，几年过后，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献给里尔克的自传《安全保证书》，用作自传结尾的是一封帕斯捷尔纳克到里尔克的一封迟发了数年之久的信。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我看到大地上的夏天，这个夏天似乎认不出我了，这是自然的，走在历史前面的，似是走向新的发现。我留下了一本描写这个夏天的书。在书中，我表达出了有助于了解这场最不寻常，最难以捉摸的革命的一切。”从1900年的夏天到1930年夏天，30年过去了，帕斯捷尔纳克记住了这个夏天。

　　帕斯捷尔纳克临终前一年还念念不忘里尔克对他一生的影响，他在1959年2月4日致法国斯拉夫学专家欧库丘里耶的信中写道：“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创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转译和改变他的曲调而已，对于他的世界我无所补益，而且我总是在他的水域中游泳。”

　　帕斯捷尔纳克早年专门学习过音乐，甚至准备当一名作曲家。在德国马尔堡大学又攻读过哲学，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音乐和哲学而专事诗歌和小说的创作。帕斯捷尔纳克一生都在寻找另一个父亲，另一个精神之父，但他终身的精神父亲是里尔克。这确实是一个诗人作家的隐秘通道。作为一个读者，领悟了这一切诗性的秘密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