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林莽

　　中国人是讲宽容的吧？从一个民族的性格之总体上看，从一种文化的本质上看，这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汉民族尤为典型。农耕经济，居处一隅，与世无争，长久与稻麦为伍，自身滋生柔和温顺的性格，不那么嗜血如乳、逞强好斗。文化方面，讲“天人合一”，讲“和为贵”，讲温良恭俭让，这是儒家。道家则与世无争，崇尚清静无为，更不必说了。佛家慈悲为怀，当然也倡宽容之道了。

　　但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他的臣属和治下的“子民”，是从不讲宽容的。谁曾触犯了“龙颜”，便要“提头来见”，“诛灭九族”之类惨绝人寰的屠戮，是“王法”条条中明文规定的。至今仍在上演的经典名剧《赵氏孤儿》和《文昭关》，讲的便是惨遭迫害的逃亡者的故事。影视屏幕上出尽风头的清宫“秘史”中，虽然极尽其如康熙、乾隆们歌功颂德的能事，血腥的史实亦难以一手掩尽，只为一条辫子，砍下的人头就难以数计了。

　　封建专制无以言宽容，斗争白热化的年代也难以言宽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漏掉一人”是蒋介石的名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则是“文革”中的流行话语。如此历史背景，宽容无从谈起。鲁迅先生《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的名文，在当时自然是合乎时宜，十分正确的。“缓行”二字用得尤有学问，留有了余地。那就是说，一旦条件成熟，宽容精神还是可以推行的吧。

　　当今，国际形势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交流正方兴未艾。国内日益宽松的发展环境更为宽容提供了良好的发育条件，这些似已毋须多言。但是，宽容的社会风尚能否形成，还有赖于人人的参与和投入，这倒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人们习惯了的“宽容观”，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上的。所谓宽容，被理解为“恕道”。即上一级对下一级，官对于民的“不予追究”、“从轻发落”、“从宽处理”之类的“仁慈”或“恩赐”。当权者说一句“恕你无罪”，那个跪在面前“低头认罪”的人才敢抬起头来，“感恩”不已。这等于说，虽被“宽容”了，不等于你正确，不过是“大人不计小人过”罢了，心理上依然要背负着一种内责，甚且还要“知恩图报”的。现代意义上的宽容便完全不同了，这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民主理念的基础上的，平起平坐地相互尊重，承认差别，善处矛盾，调和关系的一种粘合剂。“自由、平等、博爱”，都与之相联系。以人为本的社会，每个人不仅拥有自己的基本权利，也必须同时承认和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首先是“自由”；人与人在人格上、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什么必须服从谁的“特权”的问题。既然是这样，容许别人保留和坚持其思想观点、言论、行动的存在与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至于博爱，不言而喻、以仁爱之心与人相处，宽容之道正合于“博爱”精神。

　　讲不讲宽容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事吧，可以这样理解，但我觉得似还不够。就一个现代人而言，我以为宽容意识是对于世界、社会、时代的认识的重要方面。有无宽容意识，是一种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的体现。摆正自己与社会、集体、他人的关系，知道自己不过是社会海洋中的一滴水，只能以这种“普通一滴水”的身份融入海洋，而不是让海洋围绕你这高人一等的“我”而俯首听命，任凭摆布和调遣，这才符合客观实际。摆正这个位置后，平等待人的宽容意识就较易形成了。

　　“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一句颇形象的语言。这个“肚里”其实便是心胸和境界吧。只有心胸宽大、视野开阔的人，才能广纳百川地吸取来自各方的智慧，“有容乃大”，这是指“容纳”；还要“容许”：让种种不同的见解之“异”可能存在，广开言路方能形成生动活泼的发展与繁荣的局面。

　　缺乏宽容意识之自觉性的人，或多或少是受了专断横行的“霸权意识”的影响。“老子天下第一”或“惟一”，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乃“井底之蛙”者说。世界上哪有全知全能全才之人？三头六臂也不可能集天下真理于一人之身。都什么时代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交流无比迅速，多元共存已无可逆转地成为现代社会诸多领域的必然秩序，人人都需努力加以适应。“有我无你”、“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该改一改了，“求同存异”比不分青红皂白地“排他性”要明智得多。求同易，存异难，多年形成的思维惯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过来的，社会舆论的倡导，文学艺术作品的潜移默化，是否可以起一点积极的推动作用呢？影视屏幕上放映不衰的“帝王戏”持续宣扬着“朕即真理”的封建伦理，日益被影视大腕们看好的武侠大片充满江湖帮派意识，刀光剑影，报仇雪恨循环不已，这种以杀戮为荣的“血腥辉煌”，将给现代人什么样的熏陶和影响呢？不能不令人为之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