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2月19日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谈话的全文,并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在20年前发表的一篇重要谈话。今天重温这篇谈话,尤其是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关于“港人治港”的内涵及爱国者标准的论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如何提出的呢?
1984年6月22日、23日两天里,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计,正是在这两次会见和谈话中提出的。
现年79岁的倪少杰先生,是22日那次会见的见证者之一,当时他作为香港中华厂商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见。他回忆说,工商界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时,邓小平亲自走到门外迎接,与他们逐一握手。邓小平说,香港让外国人统治了100多年,总算要回到祖国怀抱了,将香港交给你们自己去管理,你们要有信心,要团结,要管治好香港。
倪少杰说:“其后,邓小平先生问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异口同声说‘有’。”
23日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3人。这次谈话的气氛与前一天明显不同。当时随团采访的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强先生回忆说:“邓公由屏风后走出来,不怒而威,向钟士元等3人打过招呼后便叫他们坐下来,然后说,没有‘三脚凳’这回事!如果还说香港人没有信心,这并不代表香港人的意愿。”
钟士元在2001年9月出版的《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一书中提供了另一些细节:寒暄过后,“邓小平先行发言,他在会谈时态度显得相当强硬。”其间,钟士元谈到了当时“港人心存忧疑焦虑,人心动荡不安”的“事实”。“邓小平听了之后,就我的发言作出响应。他特别提及三个部分:香港信心、十三年的过渡期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问题。“邓小平说:‘概括来说,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是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最后邓小平谈到有关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他说:‘将来香港由谁来治理,我们有个界线,将来香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的治理人员,主体上应是爱国者……他们的任务是把香港搞好。’”“邓小平强调:‘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个铜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们(香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据媒体报道,邓小平在会见时曾毫不客气地对钟士元说,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
在香港,钟士元有“政坛教父”之称。他于1960年进入香港政坛,1984年任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1988年退休。1992年后,钟士元先后被中央委任为港事顾问、预委会成员和特区筹委会成员。1997年,钟士元以80高龄,受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邀请而“重出江湖”,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董建华明言希望借助钟士元丰富的从政经验,协助特区政府开拓新局面
据倪少杰回忆,当年的香港人,对于回归有一份“忧心”:香港前途会怎样?香港会否改用内地的法律制度?香港会不会没有了自由?1984年6月中英谈判进入关键时刻,逼近9月草签中英联合声明的时限,香港亲英人士提出“三脚凳”方案,即香港前途问题,除了中方和英方之外,还要包括香港民意的代表。持这一观点的就包括钟士元。“三脚凳”的说法也揭示了“信心”的另一个层面。
邓小平会见钟士元3人,果然谈到“信心”问题。邓小平说:“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对第二个层面的“信心”问题,邓小平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的谈话很快恢复了香港人的“信心”。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次日,香港恒生指数即飙升至1187.54点,创当年新高;而1984年一年,投入香港工业的美国资本就超过8亿美元。王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