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病房少有长住之病人，大都是临时过客，来了，挂上吊瓶，输完，穿鞋走人。每天来此的，除了我，还有两位老人，其余的就是走马灯了，今天他来了，明天她又来了，林林总总。

　　来病房打吊瓶的人，都有病，这不言而喻。可是，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病情，人们大都敷衍两句算完，似乎来到了病房，就等于把病交付给医生和护士了，人们更关心的却是身体之外的事情。我一躺在床上，头便歪向窗外，看着窗外的那棵光秃秃的大槐树，想像着再过三个月，当满树绽开雪白的槐花时，树下款款走来走去身穿白大褂的年青的女护士，这道风景意味绵长呀。我还想到了晚上有场酒，相聚在一起的有几个流落江湖的文人，这些人有个习惯，凑在一起就爱质问他人：“你最近写没写东西？”如果对方回答没写，他们就撇撇嘴，一脸不屑。想到这里我便忧心忡忡，因为近两年了，我什么也没写。

　　“我五几年就是十六级，到现在还是十六级。”我脚底那张床上的一位老大爷对另一张床的另一位老大爷说。说话的那位老大爷今年85岁了。另一位老大爷安慰道：“行呀，钱够花的就行了，你十六级也算是县团级了，我退休时，才是个科级。”

　　两位老大爷的儿子来陪床了，两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先是拘谨地点点头，不一会儿，就老朋友似的攀谈起来。

　　“出差刚回来吗？坐飞机？你单位可真大方。”

　　“大方？大方我也不愿意出去，在办公室里喝个茶看个报多舒服。”

　　“跟老人住在一起？”“嗯，你呢？”

　　“没有，老人抗日的，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咱要是跟老人住一起，别的姊妹弟兄还以为咱是要沾老人的光。”“这有什么，你可以和他们谈开，谁和老人住在一起谁就伺候老人嘛。”

　　“你单位待遇怎么样？”“嗨，别提了……”

　　又有一位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进了病房，他在靠窗的一张空床上躺下。护士给老人挂上吊瓶后，叮嘱说要滴得慢一些，不然血管受不了。老人咳了两声，口齿不清地向女儿说着什么。女儿侧头听着，点头，然后突然打断父亲的话：“爸爸，别在公共场所提别人的名字，公共场所人杂，你知道谁认识谁？”

　　老人又说了些什么，女儿耐心而大声地回答：“爸爸，这里就是公共场所呀，不能提别人的名字，好吗？”

　　老人不作声了，眼光警惕地将病房里的人扫了一遍。

　　我的手机响了。病房里的人刹那间都停止了交谈。我心里忐忑不安，我猜不出他们是怕影响我通话而终止了言语，还是想听我在与谁通话，都说些什么？我羞涩地掏出手机，压低声音——“喂”。是我的一位熟人。我撒谎了，说我正在开会，一会给他打过去……我收起手机，歉意地朝着病房里的各位笑了笑。

　　“我当年有一个部下，七十年代连跳三级，离休的时候是十四级，我还是十六级。”

　　老人的儿子插话了：“爸爸，他五年前就去世了，可你老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你别光想你那个十六级。”

　　另一位老人附和着说：“对呀，活着就是胜利。”

　　门开了，护士领进了两男两女，看他们的样子，嘻嘻哈哈的不像是有病的样子，可我明明听护士说他们是“食物中毒”。

　　……

　　我的吊瓶打完了，我按了按床头的铃，不一会儿，护士来了，给我拔了针头。我下了床，与各位点了点头，走出了病房。

　　我走在大街上，我看到仨仨俩俩的人走在路上，有的神色庄重，有的表情轻松，还有的是一副悠闲的样子。他们都不说话，可我知道他们心里都揣着各式各样乱麻式的问题。我回头望望医院的方向，突然有一种古怪的念头。我仿佛觉得我应该再找一家“医院”，治治其它的一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