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了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康……”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这是江青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么，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钱先生没有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