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表叔是我最末一位长辈。一九五○年在中老胡同跟表叔婶有过近一个月的相处。那时他才四十八岁。启蒙的政治生活使他神魂飘荡。每个周六从“革命大学”回来，他把无边的不安像行装一样留在学校。有一次一进门就掏出手巾包，说是给小表弟捉到一个花天牛，但手巾包是空的，上头咬了一个洞，弯腰一看，裤子也是一洞，于是哈哈笑着说：“幸好没有往里咬。”

　　这是真的快乐，一种圣洁的爸爸天赋的权利。

　　多少年来，他有一个严肃而温暖的集体。我有幸见过他们几面。有杨振声先生、巴金先生、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李健吾先生……他们难得来，说话轻松而淡雅，但往往让我这个晚辈感觉到他们友谊的壮怀激烈。

　　老一辈文人的交谊好像都比较“傻”。激情不多，既无利害关系也无共谋的利害关系。清茶一杯，点心一小碟，端坐半天，委婉之极。一幅精彩的图画。这给了他慰藉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