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政治工作杰出的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马文瑞同志，1月3日在京逝世，享年92岁。

　　我们特摘编马文瑞同志发表在《求是》杂志的《难忘的1935年》一文，以表怀念。

　　1935年三月，我受陕甘边特委指派，带着几个干部和一支30多人的警卫队，到东地区开辟根据地。所谓东地区，是指陕北的甘泉、宜川、洛川一带。我们在红26军42师骑兵团的配合下，对反动民团进行了打击，然后建立农会，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小组，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时候，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开始了极端错误的“肃反”。

　　1935年9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人来陕北筹建了陕甘晋省委，随后又委派了驻西北代表团，他们夺取了西北党的领导权，开始放手在西北根据地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对外，强调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人，都视为异己，无情打击。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是“右倾”，继而说是“右倾取消主义”，进而说是“右派”，视同反革命了。随后在永坪镇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正式提出“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随即开始了全面肃反。

　　他们把西北红军的刘志丹、杨森、杨琪等，西北地方党政的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和我抓起来，随后又进一步将“肃反”扩大化，把红26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几乎全部关押，有很多优秀干部被错误地杀害。

　　我是在这年冬天被抓的。灾难来临之前，也有了一点预感，因为有好一段时间没得到刘志丹的消息了。一天，我接到红25军一侦察科长的信，让我到洛河川（陕甘边特委所在地）开会。我知道凶多吉少，但还是服从了组织的调遣。我骑马走到半路，就碰上这位侦察科长，他带着一些人，拦住我说：“你不要去了，回临镇把工作谈了再走。”我又跟他们返回临镇，他们通知东地区革命委员会各部部长以及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开会，就在会上把这些人都强行捆了起来。我的胳膊被捆得生疼，不久，就被勒得失去了知觉，随后，让我们每人戴上一顶黑布帽子，只有眼睛处留了两个小孔看路。

　　就这样五花大绑被押往瓦窑堡，关进了西北保卫局的一排砖瓦房。我被戴上了脚镣，因镣圈粗糙，很快磨破了小腿，鲜血直流，同室的高朗亭同志把衣服撕了一块，缠在镣圈上，才好了一些。晚上睡在用砖垒成的小巷般的囚室，小巷狭窄仅容一人。睡觉翻身还要报告，否则，脚镣声惊动了哨兵，就会遭刀背砍。一天放两次风，放风的时候，我看到院子里挖了许多土坑，问是干什么用的，回答说是防空掩体。后来才知道，是准备活埋我们的。

　　就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毛主席了解情况后，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刀下留人”，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处理”。同时很快派王首道、李涛、贾拓夫等同志赶赴瓦窑堡处理此事，并代表中央接管了西北保卫局。我们100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随后，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党务委员会，来瓦窑堡审查陕北肃反问题。

　　我是被关押20多天后释放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亲自找我谈了话，当征求我工作的意见时，我表示“由组织安排”，以后我被任命为陕北省委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