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没两年的年轻教师，读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确实受益匪浅，特别是其中的8条——关于如何获取知识，读完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年来深深困惑着我的问题突然间有找到了方向。

       记得第一次教育实习的时候，为了准备一堂课足足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查资料，认真读课文，教案反复修改了无数次。那次的课因我的精心准备而上的格外精彩，下了课很多学生跑来告诉我，我比他们原来的老师讲的好很多了，我至今仍记得那时的兴奋与激动。那是鼓舞我工作后走上讲台的最初的自信和成就感。

       从那以后，我总结了一条自认为很游泳的讲课经验：把与该篇课文有关的所有资料都搜集到手，加以组织，最后安排上学生的活动，就可以准备好一堂课了。那时候，我认为找到了教学的不二法门。觉得只要课前认真的准备好每一堂课，就可以讲好课。而且总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给了学生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刚开始学生还很配合，很欣赏这道菜。课时间渐长，课堂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我渐渐觉得我的课堂和我的语言和学生有了隔膜感，一些所谓的讨论和课堂活动也只是表面的，进行不到课文的深层次。有很多时候发现自己在唱独角戏，振臂一呼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一两次仍开教案跳出书本却有意想不到的精彩。也曾经多次跟其他老师讨论这一情况，很多时候都把问题归于学生对语文主观上的不重视，而恰恰忽视了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直到那天我看到苏霍姆林斯基在谈谈教师的教育素养中写下的这些话：

       请留意观察一下那些只知道必须交给学生的那点东西的教师的工作情形吧。他认真的按照教科书把要讲述的东西准备好，甚至把讲述的内容和逻辑顺序都记住。你将会发现：那些在讲述新教材时应当使用的直观教具和说明性材料（如在历史、地理、生物课上要用的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好像是人为地附加在课的内容上的，所有这些都从学生思想的表面上滑过去，（有时教师甚至忘记了使用他所挑选的和准备好的东西）。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处于教师中心的只是教材内容，而不是教育过程的各种细节。教师使足力气去回想讲述的过程，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思考和教材内容上，学生要领会这样的讲述是困难的，在这种课堂上没有不随意识记忆，因为在教师的讲述和语言里没有情感，如果教师不得不使足自己的全部力气去回想教材的内容，他的讲述缺乏情感，那么儿童就不会感兴趣。

       这段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我觉得自己在渐渐的走向苏霍姆林斯基笔下的这类老师。那么怎样的讲述才能引导学生产生疑问呢？

       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我们：哪些东西要讲，而哪些东西则留着不要讲完。没有讲完的东西，就好比是给学生的思维埋下一段“导火线”。在这里，没有任何适用于一切场合的现成方案。那么又如何让自己的语言能够直接诉诸学生心灵呢？或者说又是怎样的课堂才算是诉诸学生心灵的好课呢？苏霍姆林斯基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实例。在不断的寻找时我看到了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李镇西的教学实录，在讲完鲁迅的《祝福》后，李镇西老师这样反思到：

       “我当然可以设计一个可以“讲”的比较精彩的教案，但我首先着眼于学生的“学”。这篇课文的参考资料浩如烟海，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仅凭我已有的对鲁迅这篇文章的理解，都可以把这篇内涵丰富，思想厚重的文章“讲好”。但是，现在我思考的或者没有把我的，不是我如何“讲好”,而是如何让学生“学”好.所有的教学设计和教学程序都应该以学生的心灵为起点，这是我坚定不移的原则。尽可能引导和调动学生运用已有的生活经验了去感悟课文，尽可能的尊重学生哪怕是肤浅但很真诚的理解，尽可能的让学生自己去与课文中的人物对话而贴近作者的精神世界，这比我个人滔滔不绝或慷慨激昂地精辟分析更为重要。”

       从苏霍姆林斯基和李镇西身上，我发现了那个不二法门的秘诀：一切为了学生的心灵。

       有人为了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保证足够的活动，提出了老师讲15分钟，学生练30分钟的设想。这种方法本身并无可厚非，然而，如果这堂课的内容适合学生的讨论，那么全部放给学生又如何？如果该堂课的内容适合教师的讲解，那么全部放给老师又如何。

       有一个老师在讲《再别康桥》，介绍徐志摩时，用了整节课的时间滔滔不绝的讲解徐志摩的个人经历和爱情故事，学生们被徐志摩的经历深深的吸引了，感慨颇深。

       如果从新课程改革发挥学生主动性这一方面来讲，这位老师的满堂灌无疑是失败的，如果从文学作品诉诸学生心灵这一方面来讲，这堂课无疑是成功的。

       教无定法，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方向：一切为了学生。（语文老师王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