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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感染者在弱势中孤独 超80%有报复逆反心理

来源:法治周末-- 2011-12-02 08:53:04 字号:TT

    他们需要燃灯者

    对艾滋病感染者来说,心理干预很重要。这一点,陈冬深有体会。

    陈冬认为,一旦被医院确诊,应该立即有心理专家进行干预、关怀。这时他们心理最脆弱,基本崩溃了。

    已经有家庭的感染者,有的选择自杀;有的因为自责害怕传染给伴侣,选择离婚。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但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干预在中国是缺失的。陈冬说,这导致他所接触的被感染者80%以上都有报复心理和逆反心理。

    “适当的心理干预,至少能延缓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更长的存活期。”陈冬说。因为抵抗力差,心情不好,感染者机会性感染治愈的周期要比正常人长许多。

    但机会性感染的费用,让很多艾滋病感染者不堪重负,甚至自杀。

    “你是没有看到他们凄惨的样子,境遇太悲惨了。”陈冬说。

    感染者普遍都会感到无助。在陈冬接触的千余名感染者中,有50%的人选择沉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家人和周围的朋友。没有家人的关怀是最痛苦的。

    因此,主动检测和敢于检测的被感染者不到十分之一,这个比例甚至还低。陈冬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

    实践证明,只有大量的人愿意接受检测,预防才会生效。

    一些感染者的机会性感染都是双重感染,比如:同时感染淋病、梅毒、乙肝等。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这个群体需要燃灯者。“我希望能给他们绝望的生命带去一点阳光。”陈冬说。

    如果有社会学者或心理学者的介入,让感染者有一个疏导的出口,可以帮他们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不去再感染别人。

    陈冬忧虑的是,如果不介入心理干预,那么被感染人群将会呈几何级式递增。

    他还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年龄越来越小;社会的歧视度在增大。

    “有的人聊得好好的,突然间就消失了。当我接到电话听到他们自杀的消息时,傻了。”陈冬说,二十多岁啊,那么鲜活的生命,而且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

    “这不是他们的悲哀。为什么要歧视他们?为什么不能接触他们?给他们一些关爱?”陈冬认为,同性恋这个群体已经存在了,如果再这样压下去,危害性越来越大,感染者的数量不会减少。

    陈冬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对感染者常说的一句话是:灾难来临的时候不要恐惧、不要痛苦、更不要哭泣。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抗击他,因为很多奇迹就在这1%里产生。

    和所有艾滋病感染者一样,陈冬希望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能有所提高,进而关心、爱护这个群体。

    孤独的孤独者

    刘进今年34岁,命运的无常让他不住地说: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惨---出生仅58天,母亲去世;1岁时父亲去世;12年前,结婚仅1年便离婚。

    刘进的家在河南省永城市某村。2005年,刘进去常熟一家服装厂打工,认识了一位离异、同乡的女工。在一起住了七八个月后,新女友突然消失了。

    刘进回忆,有段时间女友老是拉肚子、发烧。问她怎么回事,她总说没事,输点药水就好了。

    2008年,刘进也有了同样的症状:腹泻、发低烧。之后,县医院确诊,刘进为艾滋病感染者。

    “我当时不敢相信,根本不可能啊!”刘进说,得了这个病,一想到84岁的奶奶和13岁的女儿,眼泪就往下掉。跟神经病一样。

    后来刘进才知道,女友是艾滋病感染者,怕他知道就跑了。

    “我去她们村找过她,听说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刘进说。由于常期腹泻,他患了肛周脓肿。

    第一次,当地一家县级医院因为刘进是艾滋病感染者,拒绝手术。

    第二次,刘进隐瞒了病情。另一家医院顺利地给刘进做了手术。

    刘进家里有两亩地,正值壮年的他基本没有劳动能力。

    现在的刘进一米七,不到80斤。由于机会性感染,他的左腿麻木了半年多了。刘进说:“我们娘仨儿的生活费就靠我一个月60元的低保,再卖点麦子、玉米。”

    “没有钱,医院也不给用好药。”刘进说,现在在服用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除了得病带来的痛苦,村里人的孤立也让刘进感到苦闷。

    没有人跟他们说话;看到他们经过,邻居立刻把门关上。

    有一次奶奶走到路上,村里人跟奶奶说,以后不要上大路走了。

    “在村里,我们是被孤立的人,没人说话、没人来往。我们娘仨一般不出门,就在家呆着。”刘进说。

    两三个月前,刘进见到了杨毛党---外村的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唯一一个与他交流的人。

    “杨毛党让村里人拿棍子打出来不让进村,脸都打破了。”刘进说。

    对于村民的过激反应,刘进说,在我们农村,都认为这个病是传染病,得了几年就会死。我们也没有关于艾滋病知识的宣传。“这个病已经让人很痛苦了,再被歧视心里受不了。”刘进希望能跟其他人多一些交流,这样能多一点温暖、多一些理解、不被歧视,心里会好受一点。

    “能活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我死了以后,没人给奶奶做饭。还有,孩子怎么办?”这是刘进最害怕的。

    弱势中的弱势

    袁文莉,一个健康的女性社区工作者,但她的工作与艾滋病有关---“河南女性抗艾社区组织网络”负责人。

    袁文莉发现,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和儿童是弱势中的弱势。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学歧视和营养。

    感染儿童就学问题依然严重,有些儿童在家乡无法找到愿意接收的学校,不得不异地就学,因此而付出高昂的费用。

    “媒体也报道过艾滋学校(仅有一个或几个艾滋病儿童)的故事,但这种标签化的学校根本无法给孩子们提供正常的教育,而更像一个收容所。”袁文莉说。

    即使勉强被学校接收的,HIV阳性的儿童也会遭到来自老师和其他同龄伙伴的歧视和排斥,而这种歧视和排斥对儿童的伤害是最大的。

    孩子们的营养是另一个问题。艾滋病儿童家庭大多贫困,儿童的营养无法保证。

    而2009年3月6日民政部颁发的文件:《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民发〔2009〕26号),至今未得到有效落实。

    袁文莉和同伴们呼吁,民政部要加快和财政部的协调,尽快落实资金落实文件,使孩子们尽早享受到国家的政策和温暖。

    除了儿童,艾滋病女性感染者也需要更多的关怀,尤其是作为女性的特殊需求,如女用安全套的提供、女性妇科病的检查和治疗等。

    “女性感染者会比男性遭受更多的歧视和污名,承担更多的压力,甚至因感染而遭受更多的暴力(包括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同时,还要承担照顾家庭其他成员的工作。”袁文莉说。

    袁文莉身边有一些幸运的女性感染者。她们感染状况发现较早,得到了规范的治疗,身体状况良好。并通过国家政策或个人努力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也慢慢从心理上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她们成为了志愿者。用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帮助和自己一样命运的人,帮助她们走过最艰难的阶段。

    感染者需要的是来自医生的更好的治疗、来自法律的无歧视环境、来自政府的更好的关怀政策,她们不需要正常人的特殊对待。

    “健康的身体、一定的物质保障、家庭的接纳、社区的支持是心态良好的保证。可以促使她们尽快放下包袱,更好地去寻求新的希望和未来。”袁文莉说。(廉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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