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曙霱, 65届初中生:我们曾那般求知若渴

　　1966年4月1日17岁的徐曙霱在“屯垦戍边”的号召下参加了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先到马海，之后又调到了托拉海。1973年她参加了工农兵的大学考试，成绩优秀却因为资本家的出身被涮了下来。但这件事还是给她带来了改变，农场团部的一位小学校长 知道了她的事情，就把颇有才华的她调了过去当小学老师。

　　“1977年从报纸上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的时，我们非常兴奋，都很想去参加高考。”从1966年到1977年，11年间经历了很多事情后，当年的热血澎湃、浪漫主义、英雄主义都已经被现实击得粉碎。“当时的劳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劳动还好，一劳动就亏损。”当教师之后，由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局限，她更加强烈地渴望学习。“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机会去读书，干我想干的事情——做一名合格的学识渊博的老师。”

　　但当年28岁的徐曙霱因为报纸上的一条“25岁以上考生要有科研成果”的规定而没敢报考，政策的不稳定使一批人错过了第一次高考。第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招生后，徐曙玉考出了320分，高出青海本科线40分的成绩，然而因为年龄问题被划到了专科——青海师专中文系。

　　在青海师专的两年时间里，徐曙霱没有在凌晨之前睡过觉，除了正常休息外都在教室里学习。“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时间。当年大家都特别爱学习，大多数人都被文革耽误了10年，当重新获得上学的机会时都特别珍惜，感觉那么爱读书，可有读书的时间了。”那时候不像现在书架上摆着那么多书却没有人看，当时图书馆来了一批新书马上就会被一抢而空，虽然纸张比较粗糙，但大家都非常渴望。由于书少，她就经常让一个在新华书店工作的战友帮她买一些紧俏的书，比如《红楼梦》，另外像《神曲》、《十日谈》什么的都是大连或北京的亲戚自己的藏书，邮寄到青海来的。

　　1980年徐曙霱以系里第一的成绩以及副班长、学习委员的身分得到了留校的机会，当起来了名正言顺的大学老师。

　　“虽然我在那个年代遭受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但还是非常感念。能够在29岁的时候赶上高考的末班车，在时代的转折政策的变化中，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感觉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又活过来了似的。”“回首往事，我深深感触到天道酬勤的道理，在压力的环境下往往能把人的潜能充分地激发出来，所以也应该感念那段苦难的岁月。”

　　在纪念青海生产建设兵团二团六连赴青海四十周年时，她策划了一个小型的音乐朗诵会，其中写下了这样的串联词：“是自然和人文的双重苦难，使我们拥有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是戈壁大漠昆仑雪山，磨练了我们的顽强意志；是高原和海洋的双重文化，重塑了我们不屈的人格。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青春的纪念碑！”

　　徐曙霱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调回青岛后担任青岛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现在已退休。

　　黄耀华, 76届高中生:两次高考多磨难

　　黄耀华197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是黎明前的最黑暗的一年，那一年国家的三位领导人相继去世——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当时，绝望至极的他把所有的课本都卖掉了，冥冥之中感觉除了下乡和就业，人生再不会有奇迹发生了。

　　“当年我是家里的老小，大哥大姐下乡，二姐患有心脏病，所以我得以留在青岛。”黄耀华在家待业的一年时间里，他处处打零工，为厂房换过石棉瓦，掏过炉灰，当过瓦匠小工，19岁的他已经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1977年的一天，艳阳高照，在工地上，黄耀华用脏兮兮的手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这种生活似乎漫无尽头，从小就怀有的“大学梦”早已被压在了记忆的箱底，他一屁股坐在一张报纸上，低头的瞬间，似曾相识的几个字眼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拍手“啊”的一声跳了起来，手里紧紧抓住了那张报纸：恢复高考了！瞬间他下定了决心：“今生今世我一定要上大学！”

　　1977年11月10日的晚上，高考前一夜，他几乎一夜无眠，说不清是太激动还是压力太大，脑子里全是假设句：如果考上了，以后生活会怎样怎样？万一落榜了，别人会怎么说，自己会是什么状态？一夜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早，母亲为他做了6个荷包蛋，取“六六大顺”的意思，而他却在骑车去考场的路上全吐了出来。考试时更是神情恍惚，连最擅长的作文都是在最后二十分钟里胡乱写成。那一年他落榜了。

　　1978年春，他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高考。“我至今都记得我的考号，5500300”。当年他提前一天去青岛22中看考场，找到了5500298、5500299，于是想当然以为自己肯定就在后面。结果高考时他提前15分钟进入考场后，却怎么都找不到自己的考号，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自己的考场应该在青岛3中，这时预备铃已经响过。顾不上多想，他蹬上自行车就奔向3公里开外的青岛3中。

　　越着急越慌乱，结果在经过李村公园的时候，把过马路的一位老大爷一下撞倒在地，老大爷揪住了他的领口，他感叹苍天的作弄，欲哭无泪。他认命了，扶起车子准备把大爷送往医院。当大爷知道了他正要去参加高考时，不顾自己膝盖、胳膊上的伤，硬把他推走了。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睛，最终在开场后15分钟，大汗淋漓的他踏着最后入场期限的铃声走进了考场。那一年21岁的他考上了曲阜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读大学期间，忆及命运的坎坷和像老大爷那样在关键时刻包容自己的人，他写下了至今记忆犹新的两句诗：“奋笔心血报党恩，苦读胆汁酬民情！”

　　他也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书写了人生灿烂的篇章，曾经任职于青岛市博物馆、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文化局，现任青岛市文物局副局长。

　　高建新,初中70届:货真价实的偏科生

　　受文革时招生政策的影响，高建新上了七年小学，1968年升入初中时已经14岁，而1970年他初中毕业时全国又取消了高中。

　　年轻的他充满了革命的理想，1970年在毛主席“屯垦戍边”的号召下，不顾家人的反对，两次偷偷报名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70年9月23日他终于得以成行，一群年轻人怀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踏上了西去的火车，三天两夜的颠簸后，9月26日抵达。一下火车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采石场，一阵失落蔓延开来。之后他们一行人步行几十里穿越了黄河，天黑时才到达驻地——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一人高的草、零星的几个先到的战士，建了一半的房屋，一切都与想象中的热火朝天的革命建设不同。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年里，他先后担任了鄂尔多斯22军团的农业连队战士、机运连的修理工。1973年底因是家中独子的缘故被调回青岛。

　　回青后，由于工作一时没有落实，所以只能四处去干临时工。曾经在码头当过搬运工；之后在市北夜校当临时工期间，认识了一位对自己影响深远的老师王西光。王西光经常鼓励年轻人多读书，高建新有机会经常去听课。1975年12月30日重新就业后，虽然还是干修车、跑材料之类的活，但他从没有放弃读书。

　　1977年11月11日处处彩旗飘飘，大家都为同一件事喜悦紧张着，高建新也在这一天走进了考场，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

　　他至今记得考数学时几乎交了白卷，文科却答得得心应手。结果题目为《难忘的一天》的作文，被刊登在高考作文范文之类的书里，数学却得了零分。如此 偏才成就了当时的一段奇谈，只可惜他没有钱钟书那样的好运，最后落榜了。

　　第二年，他重新来过，在夜校补习了三个月后，数学终于考到了12.5分，最后被曲阜师范学院外语系录取。毕业后他就干起了翻译，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航海国际裁判。

　　台海澎，75届高中生：高考只为逃离苦海

　　文革开始时台海澎才上小学四年级，“那时候小，懵懵懂懂的，也没出去作孽，除了贪玩，没干什么正经事。”

　　但他们这一届还算幸运。1970年上初中时，毛主席发出了“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在混乱的局面里还算上了点课，学了点东西。1973年升高中时，又恰逢邓小平复出，恢复了高中考试，他们成为文革10年中唯一一届参加升高中考试的学生。

　　台海澎在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加了上山下乡，但就在临走的前夕，毛主席刚好发出了“长子女留城”的指示，于是作为长子的台海澎就在青岛就业了。

　　就业的那段经历颇为艰辛，但也正是那份艰辛激励了他来日努力学习，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念头。

　　台海澎的工作是负责把100斤一袋的糖块搬运到锅炉旁，倒进锅里熬奶糖。“我当时一个胳膊肘能夹一袋”。在4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环境里，工作了三个年头的台海澎体力明显下降，“我体育从小就练，没得说，后来参加单位运动会的时候明显感觉大不如从前了。”

　　1977年上半年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终于有机会可以逃离苦海了。”于是白天干活晚上抓紧时间复习，但就在这个时候厂里“大战红五月”，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左右，台海澎作为厂里的“抓革命、促生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要起带头作用，复习耽搁了下来。由于政策的不稳定，等厂里忙完了，又有消息说不高考了。再次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是10月份了，恰好这时候厂里又要“大战红十月”，所以基本上是没怎么复习，仅凭这一点高中的基础就参加了高考。

　　“我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但仅差2分没有被某理工学院录取。由于他坚实的体育功底，第二志愿报考了山东师范大学体育系，为期两天的考试，他就参加了第一天的身体素质测试，第二天因厂里加班而没去，结果学校就根据第一天成绩就把他录取了。那年他21岁。

　　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了青岛十七中担任体育老师，一直干到现在。(编辑 穆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