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央宗

　　中国的艺术品投资市场，一方面是“火热异常”，越来越多的民间投资者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奋不顾身地“杀入”艺术品市场，于是，中国每年举行的拍卖会场 次、成交总价，都是翻着跟头地向前发展。有位资深人士甚至表示，过去5年，阁下如果投资书画瓷器，“买错了不会亏，买对了肯定大赚一笔！”但是，“火热”的另一面又是赝品泛滥、制假贩假等许多“黑色幽默”……

　　谁为“假画”护航？

　　画家本人还活着，且明确指出那幅画“是假的”，但拍卖公司继续听任假画上拍、竞价、成交，画家本人却无能为力……

　　2006年8月28日，北京圣天阁文升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宣布，该公司原定于9月17日举行的吴冠中专场拍卖会，紧急“叫停”。原因是：此次专场拍卖会上，经专家认定的吴冠中创作的21幅素描、1幅油画、1幅水粉画、1幅水彩画——吴大师本人几乎全不认账。

　　该公司发布的叫停《声明》说：吴冠中本人对拍品提出异议，认为将要拍卖的画作，多不是他的真迹，吴并提出：请立即终止此拍卖会。该公司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立即停拍，并决定收回拍卖图录，以免流入社会……不过，今日中国，并不是所以的拍卖公司都像“圣天阁文升”这样自觉、自律。

　　史国良，被当代中国画界称为“画僧”。2006年7月，他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北京传的拍卖公司的一个拍卖预展公告，无意中发现展品中有自己的三幅画，其中的两幅是假画。

　　史国良说：“我立即给他们打去电话，说，我就是你们准备拍卖的某幅画的作者，我可以证明，这幅画是假的，对方说，‘好，你马上发个传真过来，我们必须要书面证据’，我很快写好了传真，并于7月26日给他们发过去，传真完毕，我又打了个电话，以便确认，对方说‘收到了，你放心吧’。”

　　据史国良提供的线索，央视《中国财经报道》的记者找到了“传是”公司董事长黄守杰。黄先生解释是：“收传真的人隐瞒了实情，并没有上报给公司领导”，黄守杰说：“这件事，我是拍卖会结束之后才知道的，他们拿了报纸给我看，我才知道，当然，这件事也反映出我们内部管理还有很多缺陷……”

　　据史国良介绍，“其实，拍卖公司卖假货，在艺术品拍卖行业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相关的杂志、刊物，经常会见到有人质疑拍卖品的真伪，有的拍品原件明明就躺在某个博物馆里，却照样能在拍卖会上见到相同的作品上拍。”

　　史国良愤慨地说：就算你亲自到场，告诉他这幅画是假的，他也不撤拍！这种事如果再不好好管一下，那么中国的艺术品投资市场将遭到毁灭性打击！谁是这种“知假贩假”的保护伞呢？就是咱们国家的《拍卖法》，这部法律的漏洞太大了，每次遇到类似情况，操守不良的拍卖公司都拿着《拍卖法》的这个漏洞“说事”。我想，遭遇这种尴尬局面的肯定不光是我，很多画家都会有这种经历，只不过看到抗争无效，许多人只好不了了之。

　　中国文物学会理事赵榆介绍说，今日中国，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企业总计超过3000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机构，也有60多家，而且这两个“数据”每年还在不断增加。现在，不光是小型拍卖公司的假货比例大，就是一些声誉较好的大型拍卖公司的小型拍卖会上，也照样会出现假货。

　　长年和文物打交道的赵榆先生举例说：一个收藏家，如果有十件东西想出手，他会首先去找较为大型的拍卖企业，以便让自己的藏品能够卖出一个大价钱，可是，这家大型拍卖公司看见其中有三件比较好，比较真，就把这三件藏品留了下来，其余的七件，或者品质不够好，或者怀疑不大像真品，就让收藏家带回去……你猜这个收藏家他会怎么说、怎么做？他会说，“啊？让我把七件拿回去？那好，我把十件都拿回去！我干脆就不在你这儿拍了……”

　　面对此种情况，一些大型的拍卖公司不得不搞出个权宜之计，就是说，一年一次的春季大型拍卖会，这些公司推出顶尖级的珍品、真品；它认为比较差的，或者可能属于假货的那部分藏品，就放到自己特意安排的小型拍卖会上去“处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它害怕藏品的主人会把全部十件收藏品都拿走，没办法，它只好妥协！

　　为了打假，刚刚开始学习操作电脑的史国良，已经开了自己的博客，他希望通过博客告诉投资人怎样识别自己画作的真假，一旦发现假货的拍卖信息，他就会在博客上做出公开披露。而且，这一次，他也下定决心，不再对“知假贩假”行为心慈手软，全力打一场官司。

　　史国良提起诉讼之后，他能胜诉么？不知道！

　　原来，我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境内所有拍卖会的拍卖目录中，都可以找到这一条款的“事先声明”。换言之，无论拍品是真是伪，委托人、拍卖公司在拍品成交之后，都可以概不认账，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

　　有拍卖公司称，他们遵循的是国际惯例，因为国际上的拍卖公司也不会为“买家看走了眼”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英国嘉士德拍卖公司是世界上两大顶级拍卖公司之一，有着240年的历史。既然是国际惯例，那么这家拍卖公司的惯例是怎样的呢？央视记者采访了英国嘉士德北京代表单菁，单女士说：嘉士德的历史，已经有240年了。我们公司能够拥有这么长的生命力，是有原因的。如果只图短期利益，公司的客人、客户就会慢慢流失，公司也就不能长期存在。如果听任这种“知假贩假”泛滥开去，那么用不了多久，就会把艺术品投资的这个买方市场完全破坏掉。

　　单菁说，假拍和拍假的不断出现，最终会把拍卖这一行逼上绝路。她介绍说，在嘉士德内部有着严格的行业自律，各部门相互制约，避免违规操作。与此同时，英国法律也对拍卖行业规定得非常详细。虽然嘉士德也无法对拍品的真伪做出百分之百的认定，但如果买家提出异议，他们是能够享受到后期保障和服务的。

　　单菁举例说：假如你在嘉士德的拍卖会上，通过竞拍买到一件艺术品，此后，在一定期限内，如果你发现这件艺术品有问题，那好，只要你能提交我们所认同的2名专家的书面意见，那么在这个时限之内，你就可以拿着拍卖图录、带着发票和专家的书面意见，回来找我们。作为拍卖公司，作为中介人，我们有这个义务，会帮你追回那笔拍卖款项……嘉士德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给了客人一个信任度，我们不是卖完了就不管了。

　　国内的不少拍卖公司，当买家提出“有假”的异议后，它会怎样做呢？

　　传是拍卖公司董事长黄守杰说：按照现在中国拍卖行业里的习惯，买家在拍卖会后，把藏品拿回家让专家鉴定，如果鉴定的结果发现是假的，那么买家十有八九就会折回来说，我是在你这家拍卖公司买的，我现在把这件东西给你拿回来了，你再帮我卖出去……如果拍卖公司前一次是看走了眼，那么这一次，就算是明知有假，单遇到买家死活缠着你，拍卖公司往往是明知有假，也不好拒绝呀！

　　中国文物协会理事赵榆反驳意见是：你这个拍卖公司拍出的是假货，买家送回来一次你就帮他再搞一次拍卖，第二天卖出去，然后，第二位买家又给你第二次送回来，这样送回来、拍卖出去，搞上三五次，这个拍卖公司还能有信誉呢？这等于它每次拍卖的东西，全都不是真的了！

　　央视记者追问：一经发现自己卖了假货，还可以收回来、再卖出去，让假货像SARS病毒一样流传开去……中外拍卖公司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一位中国的拍卖公司老总私下对记者说，“谁放着眼前的好处会不要呢，我做个两三年，捞够了，大不了转行呗”。看来，急功近利，只图短期利益，正是许多中国拍卖公司违规操作的病因。

　　假做真时真亦假

　　既然我国的《拍卖法》有漏洞可钻，接下来便是如下逻辑：假货可以获利，造假可以获利，那么，造假手段的登峰造极就不会让人感觉意外……

　　在南京，我们见到了中国工笔花鸟画大师喻继高老先生，他曾任江苏省国画院的副院长。记者原本是想向他了解《雨花台颂》的某些情况，没想到，在喻老家里，我么却碰到了另外一件事：他的朋友、美术评论家纪太年拿着一本画册找到了喻老。

　　纪太年：“喻老师，我发现了您的一本假画集。”喻老当着记者的面打开这本画册一看，里面收录的喻继高老师的所有作品，全部都是假的，就连全书开篇美术评论纪太年先生写的序，也是假的。

　　原来，前不久一位山东老板花三十多万元，买了一幅喻继高老先生的画，并且拿来给纪太年看。对喻老画作十分熟悉的纪太年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画。山东老板不相信，他拿出一本画册——指着上面收录的画作照片说。，“我仔细对比了，我买的喻老的这幅画，和这本画册上的画就是同一幅。既然是国家正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图册，信誉度自然很高……”纪太年说：“我怀疑你买的这本出版物也是假的，因为我可以肯定，你花30多万元买的这幅画，绝对是假的”。纪太年先生把整本画册仔细翻阅了一遍，结果发现，这本画册里收录的画，全部都是赝品，没有一幅是真的！

　　这本画册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纪太年曾打电话询问，出版社方面回答：我们根本就没有出过这本画册。结果，就连这本书也成了“假书”！

　　纪太年：这本书开篇的序言，文章确实是我的，但并不是为这本书写的，造假者从别的地方找来，就这么张冠李戴地“安”上了！你再看，这位武中奇，也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原江苏省书法协会主席，为了证明这幅作品是真的，就伪造了武中奇的这个题跋。喻老说，“这个字，应该是南京的某人临摹的”。纪太年说：“这个印章，肯定是扫描出来的”。

　　市场上，喻继高的假画到处都是，对此，喻老早已司空见惯，但最让喻继高不能忍受的是，有人居然从江苏省国画院买到了他的假画，上面还印着“江苏画院存”的字样。并附有库存编号的标签。为了让人相信这画是真的，甚至会在假画上盖上江苏省国画院党支部的章，盖上院长的私人图章。假画出自正规的国画院，这让喻老非常尴尬。

　　喻老还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某企业家找到喻老本人，提出要买喻老的四张小画，没想到，这位企业家把这四幅画拿出去后，又送到江苏省国画院去找某位专家看，那人说：“这是假的，真的我这有好几张”。结果，这位企业家立即打电话给喻继高，说：“你给我的这画，专家说是假的，我找画院的人看过了”。这可把我气得够呛。

　　假做真时真亦假，这可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江浙一带的书画名人多，专职书画造假的历史，同样也很悠久，纪太年说：“不过，历史上的那些造假手段和现在比起来，那真是连‘小巫’都不够。我举个例子，现在仿傅抱石先生的作品，已经发展到了流水作业的程度。比如说，张三精于临摹傅先生的山水，那好，山水这部分就由张三来仿。可是，张三临摹傅抱石先生的书法不行，那好办，李四擅长临摹傅先生的书法，于是，张三仿好山水之后，李四负责落款题字。第三个人，就是专门仿傅先生的印章。这些人的分工很细，比如张三善于仿傅先生的山水，但他画人物不行，没关系，有王五专门来画山水下面的这个小人物。日久天长，形成规模化的造假‘流水线’。”

　　央视记者在南京采访期间，江苏警方刚好捣毁了一个字画造假窝点。记者赶过去看见，仅名人印章，警察就装了两蛇皮袋，已经装裱的仿制名画，多达近百幅，启功、傅抱石等名人大家的作品，一应俱全。据警方了解，这位老板专门雇了一批人加班加点地仿造名人字画，卖到国内外的艺术品市场。为了让买家相信，这些字画都经过了做旧处理，有些画上，设置还加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印章，一般收藏者，很难辨出真伪。

　　造假“古墓”

　　夜深人静，有位企业家跟着农民，来到了一片玉米地，玉米砍倒、大树砍倒、看到古墓、挖掘出了红山玉……企业家给了农民200万，买回一堆假文物！

　　李彦军，文化部中国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二十多年，因为有丰富的市场经验，这几年找他“掌眼”的人特别多。所谓掌眼，就是让他看看藏品是真是假。前不久，一位四川收藏者表示，愿出高价请他掌眼，并寄来了自己藏品的一摞彩色照片。可李彦军一打眼儿（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坏了”。

　　李彦军感叹道：“假如这位收藏家来信的说法是真的，那就是说，他花了那么多的钱，买回了一大堆现代仿冒品，他还把自己的藏品当成真品，这太可悲了！”收藏者听到这个初步鉴定结果，根本不信。对方在电话里说，自己花了上千万元人民币，分几次买回的宝贝，怎么可能没有一件是真品呢？可李彦军说：“这种事，我经历的太多了！”

　　稍有文物常识的人都知道，红山玉的出土中心区域，在内蒙古的赤峰、辽宁朝阳这一带，最远的出土地区，南至河北的北部，北至吉林的西南，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那么农安呢，离这块中心区域很远，根本就不是红山玉的核心出土区。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有五千年的历史了，目前我国出土的红山玉器，总数大约就在300件左右，如果你收藏到了真品，自然就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一块小小的燕形玉片，市场价位就在50万元左右。

　　不过，由于红山玉器的历史久远，器形相对简单，因此仿造起来十分容易。这位文物贩子显然也具备一些知识，于是他首先挖了一个大坑，然后用石头粗粗地砌成了一个墓穴。他也看了书，做过一些研究，因此新造的墓穴具备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基本形制和结构，然后他又拿了点人骨头进去，在埋入46件仿制的红山玉器，而且都是大件的，事先还专门用酸腐蚀过了。

　　一切做好，他就托人找到那位老总，装作非常神秘地问，“我是个农民，开春种地的时候，挖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你要不要？”那位老总半信半疑地说：“要啊，不过我得先去看看你究竟挖出了什么？”

　　“农民”于是领着这位老总来到农安，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才悄悄地领着老总进入自己的“埋伏圈”，然后当着老总的面，把那块地上种的玉米给割倒，然后又把玉米地中间的一棵大树也砍倒，往下一挖，果然看到一个墓。老总心想：既然是土葬墓，又能挖出人的遗骨，那还不是古墓么？

　　那位文化贩子狡猾得很，在人骨头下面，他才埋着“随葬的”陶罐和“玉器”呢！老总一看，不得了啊！出土了这么大件的玉，而且这么多，一共46件，喜形于色，说话的声调都变了，赶紧问：“你要多少钱？”

　　对方说：“哎，你是老板，凭你给吧，反正东西这么好，你看能给我们多少钱？”结果，这位老板当场答应给200万，第二天天一亮，他就把钱给人家兑现了。

　　李彦军说：“这种事，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一开始，那位老总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花了200万，捧回的是一个大金娃娃，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亲眼看到的。直到反复找人鉴定，所有专家都说那46件玉器是假的，而且把仿冒品和真品对照给他讲解，他才恍然大悟！没办法，只好报警。当地公安局长厉害，对那位老总说，‘你看那棵树，早就枯死了，为什么大树会死，因为那人需要斜着打洞、挖到树底下去埋那些个东西！’这样一说，这位企业老总才算彻底死心！”

　　据李彦军介绍，为了让人深信不疑，许多造假者能将假墓穴埋上三年五年，甚至七年八年。缺乏相关的文物知识，盲目出手，不少收藏者就这样不知不觉掉入了造价者精心设计的陷阱，以至于对那些明显的造假痕迹视而不见。

　　例如青铜器文物，会不会出现佛头状的青铜器呢？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的中国，盛产青铜器，至于佛头，就应该是北宋时代的文物，而且多数都是石雕的。造假者在青铜器上“嫁接”出一尊佛头，就这么铸上去了，你信不信呢？如果我给你一个电视机造型的青铜器，你会花上几百万购买吗？肯定不会，因为你能断定：战国时期的中国青铜器铸造者，他的脑子里不会有我们今天电视机的形象！

　　可是，偏偏有人相信“奇怪”的青铜器佛头是真品，而且要拿了它去参加拍卖会，甚至狂妄地提出要为他这尊青铜器佛头建一座博物馆。这不是天方夜谭么？！

　　假货“通行证”

　　面对文物，我们大多数都没有火眼金睛，那么，我们能够百分百地相信“专家”吗？我们能够相信某些“专家”的鉴定吗？央视记者带着微型摄录机，做了一番尝试……

　　北京十里河的华声天桥民俗文化市场，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仿古工艺品批发市场。在这儿买东西，老板一般都会告诉你，他们卖的是仿制品。在市场的另一条街上，仿红山玉器的，也是成堆地卖，在这几家店铺中，“红山玉”的批发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经一番讨价还价，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的记者，花30元钱买了一块仿制的红山枭，随后来到了离这个市场不到200米的北京古玩城，因为有一种说法，说这里的“鉴定中心”的专家很有名。

　　走进这家文物鉴定中心，迎面看到宣传栏上有这样一行字：本鉴定中心不做虚假鉴定，对赝品一律不出具鉴定证书。

　　交了100块钱鉴定费，记者提出要找一个知名的、有经验的专家。

　　工作人员介绍说：“他是国家级的专家，级别比较高，其他（三位鉴定专家）都是北京的（就是北京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他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因为他在瓷器、玉器（的鉴定方面）非常擅长。”

　　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有着60年文物鉴定工作经验，这样的老专家，应该不会看走眼吧？拿着记者刚刚花了30元买的玉枭，老先生端详了不到一分钟，就辨出了真假。

　　记者：“这个多少年了？”

　　专家：“这个，大约四五千年吧，这个东西不错呀。”

　　既如此，记者提出：“能否帮我开一个鉴定证书？”

　　老专家要价2000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2000元的基础上，几乎打了对折，收1100元。

　　如前所述，我国现在出土的红山玉器，全国范围大约有300件，每件市场价约50万。但是，各地仿制的红山玉到处都是，而且仿制的技术并不高超。玉器后面机器打孔的痕迹，十分明显……当然，这也包括刚才记者花了30元买来的这件玉枭。

　　不过，就在记者花1100元得到的A0243号《鉴定证书》上，专家在“鉴定意见”一栏中是这样写的，“此燕为红山文化，有一定收藏价值”。

　　收藏家王立军揭示了其中奥妙：我曾问古玩城的一位老总，我说，你为什么喊他（指那位所谓国家级的专家）来搞鉴定？那位老总回答说：“我要是找一个眼光好的专家来，那我们就一分钱也赚不到！”你看，这就是现状。就是说，越是眼光好的专家，越没有人来找；越是眼光差的“专家”，天天门庭若市。我认识一位专家，确实是专家，但他眼光也确实不行，只要有人送东西来请他掌眼，他就一律“看真”（鉴定为真品）、“看好”（鉴定为收藏价值），我去他家，看到礼品很多。从床上到床头到床底下，全是烟酒，满了！

　　据悉，目前被业内普遍认可的文物鉴定权威机构，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针对文博系统馆藏的文物和考古发掘，只为这些国家级文物和考古发掘，只为这些国家级文物进行鉴定，这些优秀的专家，通常不为民间文物进行鉴定。于是，一些民间收藏者只能转向社会上的各种鉴定机构。面对于这种鉴定机构的资质，我国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换言之，只要某人在工商部门注册了，他随便找个专家，就可以开门迎客（帮人做鉴定）。而且这些机构开具的鉴定证书上，多会表明“仅供参考”，就是说，鉴定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专家水平的参差不齐和鉴定市场的混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假货开了绿灯。

　　李彦军说：某些天天跑市场的文物贩子，其辨伪能力或许很高，但是很可惜，这些人不是国家级专家。虽然他鉴别文物的能力并不比国家级专家差，但是，我们的文物部门通常不会承认他的鉴定资质。可是，我可以这样不客气地说，今天的造假水平每天都在“进步”，老专家拿着过去的那套理论来鉴定，已经跟不上造假者的步伐了！

　　收藏家王立军说：这里面还有复杂因素，比如说，有的专家是老好人，有的专家水平不高，但还有部分专家，他是复合型的。就是说，他可能很有水平，但是见钱眼开，看到鉴定费给得多，他就放弃原则，认钱不认“理”了。这种专家虽然是少数，但也给中国艺术品投资造成了极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