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赵桂芹

　　“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重要，但更加复杂。”

　　——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 郝福满

　　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启动

　　“我工作了6年，但至今也搞不清工资条上的钱数，到底该怎么算。”张女士自毕业以来一直在国家 级出版社工作，而工资条上的条目也一直令她摸不着头脑。除“基本工资、工龄工资、职务补贴”外，还有“书报费、女工费、文艺洗理费、托儿补助费、回民补贴……”而“其他”这一条目，她至今也不知道代表什么。

　　“我们仍是个小社会，什么都包着，管着。”张女士对现在她的工资条上的“文艺洗理费”这么理解。

　　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工资结构繁杂。近几年工资标准虽然几经调整，但仍处于“内行记不住、外行看不懂”的状况。

　　事业单位工资遭人诟病已久。长期以来，我国事业单位工资标准都是比照公务员工资标准建立起来的，在1993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前，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是统一的工资标准。因此，“身份管理”成为事业单位管理的主要模式。工资确定偏重于职务(职称)、资历，对岗位和绩效因素体现不够，形成了事实上的“身份工资”，贡献与报酬失衡。

　　7月17日，以人事部、财政部、民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四部委首次全面系统解读收入分配改革为标志，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已揭开序幕。

　　其中，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即为与公务员工资制度脱钩、建立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岗位绩效工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四部分构成。其中，专业技术岗位设置13个等级，管理岗位设置10个等级，技术岗位设置5个等级，普通工岗位不设等级。另外，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设置65个薪级，对工人设置40个薪级。实行一岗一薪，岗变薪变。

　　除此之外，改革方案还考虑提高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以及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予以调整，包括城市享受低保人员、企业离退休人员等。

　　与之同步实施的还有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

　　舆论普遍认为，目前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尖锐，贫富差距加大，改革已到紧要关头。在部分学者看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既定的“补低、扩中、调高”策略中，率先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群体入手，可以看作是“扩中”的措施。

　　“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还仅仅是开始起步。”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

　　因为，要实现以上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目标，就必须引入许多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例如，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同人事制度的改革相配套，在人事制度的改革中真正实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为此，此番改革方案中，提到事业单位分配改革要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同步考虑，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这是一场涉及130万家事业单位、2900万职工、近3000亿元资产的比国有企业改革更加复杂的变革。

　　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名词，无论是称谓还是机构性质在西方国家都是没有的。但就是这一事物，几乎对每个中国人都产生影响。

　　1998年，国务院的一个条例将事业单位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主要包括科、教、文、卫，还有新闻出版、体育、环境监测、城市建设、劳动就业以及一些机关的附属机构和法律服务所等。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数量超过130万家，从业者2900万，拥有近3000亿国有资产，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各类事业单位，其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

　　然而相对于事业单位所拥有的资源，它对社会的贡献却很不成比例。据统计，事业单位对中国GDP的贡献大概在5%-10%之间。2001年科、教、文、卫四大行业才占5.1%。

　　130万家，2900万人，近3000亿元的资产，占国家1/3的资产，在国家预算开支中也占到了1/3，对国家GDP的贡献却只有5%－10%，这一组数字勾勒出了中国事业单位的一个整体形象，也传达出一个简单内涵：中国事业单位，效率太低，不改不行。

　　实际上，一些事业单位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尤其是一些脱胎于行政机构的单位，成为事业单位后，很难从管理机构变成服务机构。”一位学者比喻说，一些政府附属的事业单位就是二政府，自居企业和社会之上，脾气比一些政府部门还大。发改委副主任李盛霖把事业单位的“毛病”概括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世界银行2002年始对事业单位改革进行专题研究。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认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正面临着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严峻挑战。“在目前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情况下，很多人得不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很多地方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相当紧迫。全面改革事业单位体制势在必行。”

　　寻找改革“出口”

　　实际上，决策层早已意识到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早在1995年，全国事业单位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会议在郑州嵩山饭店召开，正式启动了全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此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而真正较大规模进行实质性事业单位改革，是从1999年242个科研院所转制开始的。

　　2000年以后，全国各省市区、中央各部门在中央下发文件的指导下，普遍进行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部分省市改革的力度还相当大。到2004年年底，作为事业单位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人事制度改革已迈出了重要步伐：全国推行聘用制单位共45万个，占事业单位总数的36%；签订聘用合同人员约1300万人，占全国事业单位人员总数的45%。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事业单位改革已经历时20余载，尽管事业单位改革取得了诸多成绩，但离“大功告成”还非常遥远。时至今天，仍然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回答——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究竟到了什么阶段？下一步向何处去？时间表会如何安排？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牵头对事业单位改革作过研究。在他看来，事业单位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到现在“连河对岸在哪里都还不大清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

　　理论上分析，事业单位主要分为三类，行政类、公益类及生产经营类。简单说来，事业单位改革无非是将这三类单位，能转企业的转成企业，从政府部门里出来“站错队”的回到政府机构，一部分纯公益类的，需要扶持的仍由国家养着。最终的目标之一就是，“把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减少到最必要的程度。”

　　然而，从理论层面上分析容易，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难。改制第一刀——对事业单位的分类，意见相左就很严重，更不用提下一步——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具体人事编制改革了。因为改革的背后是利益调整问题，改革意味着经费减少，利益减少，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即使是那些有了明确改制方向，已经走上改革之路的事业单位，在前进的途中也是层峦叠嶂。

　　不仅如此，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当初的机构改革以及企业制度改革面临同样的难点：人的“出口”问题，即富余人员哪里去的问题。

　　有人说：“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讨论了很久，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因为事业单位这个‘大筐’里面东西太多太复杂了。”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改革时有一部分人员分流到了事业单位，而政府机构改革时又有大量的人员挤进了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成了二者的“出口”。那么现在，谁又给事业单位改革中富余出来的人员当“出口”呢？如果说，当年正是因为有了事业单位这个“出口”，有了事业单位这个“大后院”，才使得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有了缓冲带，减轻了改革的难度，那么现在，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这一问题到了最终解决的时刻。

　　政府责任无从回避

　　事业单位改革无疑是一件促进社会事业大发展的好事，但是，这项改革涉及到2900万人的利益，如何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推进这项改革的有序进行呢？

　　中国的事业单位大部分脱胎于行政系统，而行政机构改革有一个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事业单位改革是否也会这样？

　　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既存在着人浮于事、机关臃肿等问题，又存在着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改革目标仅仅定位在消极的削减人员和经费上？还是应该定位在积极公平分配公共资源、改革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但有这样的疑问是有道理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改革的一个普遍模式，就是“放权让利”。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出现权力没放弃，责任却被放弃了的现象。最典型的是医疗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医院被定位为“事业单位”。但是在改革时，政府大力缩减对医院的财政投入，一味地将医院推向市场。于是，旧体制下本来水平就不算高的医疗服务与保障功能，很快趋于瓦解，医疗机构本身逐渐成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就这样，我国医疗服务领域酿成了今日的危机，导致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

　　所以，需要重新界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政府应该以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单纯的“撤并”和“转制”为思路，设计事业单位改革措施。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政府强化责任意识。

　　在此基础上，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如何构建一套能够有效地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体系和机制。

　　一般说来，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否得到落实，归根结底取决于地方有无财力。这一点在基层尤其明显。正是意识到财政支出对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支撑作用，2000年至2002年，国家事业单位的预算拨款由3620亿元增加到6590亿元，增长了82%；投入事业单位的预算支出，从占GDP的4.1%提高到6.4%。

　　但耐人寻味的是，与此同时，事业单位创收收入增长了43%。然而，事业单位尽管在创收上多有斩获，却不会自动降低各种收费标准。低收入人群越来越因没钱付费而难以获得必要的公共服务。

　　世行高级专家张春霖认为，过去以“推向市场”为目标的改革，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了一些不合理的激励机制。而随着事业单位人员的不断膨胀，导致政府增加的投入并未带来人们期盼的公共服务收费价格下降，而是更多地被用在了人员开支上。

　　因此，政府要做好“加法”，必须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让钱花得更值”。

　　整体而言，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可能是长期和渐进的。

　　“如果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事业单位改革20年来已经离开了此岸，已经行至河间。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搞清楚彼岸在哪里，以及踩着哪些石头过去。”张春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