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丹皮尔的《科学史》

    李泉

    丹皮尔的《科学史》，有一个副标题“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丹皮尔在科学世界里寻找科学与哲学及宗教的渊源，给人的感觉是其中隐含了对科学的“不自信”。用美国科学家亨利·波拉克的话说，就是科学和这个世界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

    “五四”时期，被尊称为“赛先生”的科学在中国作为破除迷信和愚昧的有力武器被正式引入，也由此成为理性、正确和全知的代称。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引起了一场名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辩论。梁启超、陈独秀、张东荪、林宰平、胡适、丁文江、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就“科学方法能否应用于人生问题上”发表见解，争相参战。一时间，腾蛟起凤，俊采星驰，“科学与人生观”成为当时学界热点。当时的局面是科学派人数远超过玄学派；结果是以地质学家丁文江为正方的“应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生问题上”高奏凯歌，张君劢则落了个“玄学鬼”的外号。这场争论是当时社会精英对科学看法的风向标，科学无所不能，人生问题也不在其外。科学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统治力可见一斑。胡适说，自清末变法维新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概括的是大众心态，同时也预言了大众对科学的迷信。丹皮尔把科学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非理性因素同样非常重要。而且科学本身就充满了用自身方式难以解释的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或被人们称之为错误和失败的东西，需要从更为博大的世界里寻找答案。

    有足够的事实使人相信，不确定性不是阻碍科学发展的障碍，恰恰相反，科学能够发展如斯，完全依赖于这些不确定性或是错误、失败所产生的巨大动力。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而不是斗争之类的历史，原因就在这里。后者的说法固然没有错，但是不会带来学术启发。一部科学史首先是一部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才能是一部在寻找规律、纠正错误中不断完善、不断前行的历史。

    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学习科学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会说是为了实用。科学确实是以奇妙的实用性征服了人类。但是既然科学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学习不能确定的科学用于实用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仅只为了实用，科学的历史也绝不会前进。科学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学习目的的抽象性，即学习科学可以用于实用，但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通过怀疑和探索、发现以及创造来培养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同时，这个过程又是对人类自身拥

    有的———创造力———这种最宝贵的能力财富的继承和发挥。这是不分科学家、艺术家和普通人的。这样，学习科学就成为一个过程，而与结果无关，不管结果如何。

    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科学，被分解为细之又细的不同的平面、线和点，是否这样就会更接近于科学的本体？丹皮尔的观点是：不。分门别类仅是为了给科学研究提供方便，提高研究的效率，却绝不是科学的本体，这甚至是有违科学规律的。所以丹皮尔走到科学之外，从哲学和宗教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科学。丹皮尔在书中写道：“由星体而来的一条光线，物理学可从它的遥远的发源地一直追寻到它对感光神经的效应，但是，当意识领悟到它的明亮、色彩和感受到它的美的时候，视觉的感觉及对美的认识肯定是存在着的，然而它们却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物理的。”“我们就会知道，物理科学按照它固有的本性和基本的定义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体系，不论它有多么伟大的和不断增长的力量，它永远不可能反映存在的整体。”“要想观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而且需要伦理学、艺术和哲学；我们需要领悟一个神圣的奥秘……”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话。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英］W．C．丹皮尔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