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现场查勘和尸检，除了在死者的胃内容、肝组织和死者吃饭的碗里检出毒鼠强成分，其他方面，包括锅里的面条、肉臊子、碗筷等都没检出毒鼠强。显然，作案人要毒杀的只是廉星华一人。于是，龙昭花被列为廉星华中毒案的重点嫌疑人。

    王庭长正准备往下一条条摆说龙昭花的疑点，我说：“先别再说女的 行不行？说说男的。”

    “行啊，”王庭长爽快地说，“她在村里有个相好叫程红宇，是个单身汉，两人的岁数都差不多。大约在1995年11月他们勾搭成奸，好了一年时间就作出了共同投毒谋害亲夫的事情。一审判了后，两人都翻供喊冤上诉，龙昭花的律师说‘本案有些细节尚不清楚’，程红宇的律师说，程的作用小于龙，请求从轻处罚’。依我看，要么两个都是，要么两个都不是，跑不出这两种可能。”

    “为什么？”我问。

    “你看，这个案子主要靠这两人的口供互相支撑着。两人都供了，是女的从男的手里接的毒药下到了碗里。口供一致。其他证据嘛，碗里、胃里有毒，只能证明是吃进去了，证不了别的；碗上有指纹，也只能证明女的端了这碗，不能说就是她投毒时留下的。所以我说，要有问题就出在口供上，其中如果有假话，这两人犯罪的证据就都不成立了。”

    这时候，我在案卷里找出关于这两人关系的调查材料。从村民们的旁证中可看出，这两人是爱得死去活来，人都说这女的给自己丈夫戴了绿帽子。但是，这女的也并不愿离婚。发案那天下午去出河工，好多人都看见程红宇骑车带着龙昭花，两人说说笑笑亲亲密密，快活得很。收工分手时，程红宇还买了一袋小苹果，让龙昭花带回去给孩子吃。

    “这就有意思了，”我说，“古书上有奸夫淫妇的故事，如果这案子真是这两人作的，那不成了现代版的奸夫淫妇了？但是，有些情况咱们需要一块用心理学动态地客观分析一下，看看究竟会是怎么回事。”

    “口供里的东西咱们必须撇开，不去说它。从村里的调查证实，这两人给人外在的印象是很亲密的。男的和女的，一个单身，一个守空房，这种互相吸引是非常自然的事，要不是有特殊关系，这两人在一块儿就不会如此亲密。这可以说明他们俩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可是，龙昭花有丈夫，还回家来了。这段时间可能男的接近不了女的，就因为女的丈夫回来，阻断了他们见面的机会，好不容易赶上个出河工的机会，两人一见面，更觉得亲热。古书中都说野鸳鸯有味更刺激，可能就是这种情形。但见面后，两人是不是会商量些什么就难说了。一种可能是没什么办法，只能干着急，等着阻断因素自然消失；还有一种可能，这个男的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很难说。

    “王庭长说这个案子会有两种可能，两个都是或两个都不是，但我说还有第三种可能，一个是一个不是。”“怎么会这样呢？”王庭长问。

    “你看，出河工两人挺亲密，这是好多人都看见的。咱们就分析这两人，谁的欲望更迫切些。男的是单身，可能是给憋坏了，原先一块玩一块睡，这段时间可能就憋出事儿了，要说下毒，男的动机可能更强。女的可能也有这动机，但相对弱些。为什么要这么说？这女的那么长时间没提出离婚，说明农村的道德伦理对她还起作用，可能还考虑到两个孩子，她可以去偷情，但不能丢了名分，所以我看这女的动机要弱些。我从心理学对这两人是这么看的。再说发案过程，女的做完面，端去给丈夫吃了，人就死了，非常简单，好像这中间不会有什么变数了。但是，现场是个开放的格局，谁都可以进去。要说这女人做饭始终没离开过厨房，那可不一定。孩子都在外边，护幼的本能使她做着饭心里还想着孩子，这一点谁能否认得了？她为什么做得了面条马上端给丈夫吃，这原是疑点，但换个角度看又很正常，她这样做是敬重丈夫，疑点并不是惟一的解释。胃里、碗里有毒鼠强是客观物证，但农村里毒鼠强多了，谁都能搞到。女的要做这事儿，自己可以搞到药，为什么非要从男的手里拿药？而且从女的那里没有搜到毒鼠强。女的出河工，好多人看见，是欢天喜地去的，按说她已经进入作案前的状态了，心理行为不应该这样。但那个男的就不好说了。女的不愿离婚，他可能就要为达到目的动脑筋了。从这两个男女的熟悉程度看，男的对女的家应该相当熟悉。他和女的幽会，不能明着去让人看见了，可能从小道去，这条道走得可能很利落……”（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