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任弼时结束共产国际的工作，奉命回国时，为了便于参加国内抗日战争，任弼时和陈琮英把女儿留在莫斯科，送入国际幼儿园。回到延安，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1943年中央机构作较大变动，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他成为仅次于毛、刘的第三位中共领导人。陈琮英也恢复了她一向从事
的机要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此后，在延安他们度过了几年相对稳定的日子。这期间，陈琮英生下了儿子远远。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稳定的领导集体确立。抗战胜利了，陈琮英非常想念留在湖南老家的两个孩子。这一年，任远志15岁，任远征也快10岁了。夫妻俩决定把姐妹俩接来延安，送到学校学习。
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陈琮英与丈夫再度暂别：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陈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先期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这次分别，陈琮英很为丈夫的健康担忧。一年前，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大夫给任弼时检查身体，诊明他患脑血管硬化，影响双目视力，表明他的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远志、远征正在学校读书，因为两个孩子年龄还小，学校建议她们随父母一起转移。陈琮英不同意：“还是让她们跟学校一起走，吃点苦对她们有好处，不能把孩子养成娇小姐。”临分手了，跟随学校转移的远志拿着一个小本子要毛泽东题词。面对万般危急的形势，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字。解放后，任远志将毛主席的题字送回了自己的母校———陕西延安中学。从此，这四个大字一直高挂在延安中学的门前。
这年5月，任弼时率中央直属队进驻王家湾，形势不那么严峻了，两姐妹才回到父亲身边。1948年3月，陈琮英带着小儿子从晋西北赶来，和中央直属队会合，一家人又团聚了。这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延安收复了，战略决战快要开始了。中共中央完成了转战陕北的历史使命，陈琮英带着孩子们，随中共中央一起渡过黄河，辗转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1947年11月，陈琮英心悬不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紧张艰苦的转战过于劳累，任弼时病倒了。从此，她为丈夫的健康而悬起的心再也没有放下。1949年3月，陈琮英和孩子们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4月，任弼时在作报告时，再次犯病，不得不离职休养，于11月赴莫斯科治疗。此行陈琮英没有陪同，留在国内照顾孩子们。病情略有好转，任弼时便带着在苏联国际幼儿园念书的女儿远芳回国。在火车上，远芳问任弼时：“爸爸，你从事什么工作？”任弼时谦虚地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46岁！陈琮英热泪纵横。然而，陈琮英毕竟是在任弼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她坚强地挺住了沉重的打击，满怀着对任弼时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着有4个孩子的家。
任弼时无论戎马倥偬之时，还是身居高位之际，对结发妻子都一如既往，恩爱情笃。任弼时去世后，陈琮英触景思人，日夜悲哀，毛泽东闻讯后，将陈琮英一家接进了中南海，“文革”开始后，陈琮英一家搬迁至红霞公寓，后又搬到西四一个四合院里。陈琮英一生历尽磨难。多年来，她遭遇了一个女性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但她始终心中满怀对红军不舍的眷恋，以坚强的平常心对待命运的坎坷；始终以“布衣”自处，从不以“夫人”自居，自谦、热情、平实地面对着生活的每一天。她淡泊无争，从不以特殊党员自居，并总认为自己体弱多病，对国家的贡献少，几次调资都被她谢绝。她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而她都非常知足，常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有房子住、饿不着肚子，出门还有车坐。”孩子们长大后，渐渐地她也进入晚年，心境更趋平和。红军女战士的经历是她心灵深处最眷恋的过去，是她精神世界的圣地。自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她没有机会再在军队中工作了，可是，她却无法割舍这份红军情结。内心深处她是那么想再穿上军装，再戴上军帽，再做一个女战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恶毒攻击陈琮英是“寡妇团长”，并拿她被捕入狱一事大做文章，就连她的大女儿、大女婿也不放过，把他们双双关进监狱达4年之久。原来是在延安时陈琮英得罪了江青，江青借机打击报复。在延安的时候，有一天，江青嫌夏天太阳晒人，想弄点布在窑洞前搭个凉棚遮阴。任弼时没有满足江青的要求，江青回头又去找陈琮英，也被挡了驾，江青这口怒气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发了出来。陈琮英母女始终铁骨铮铮，不为淫威所屈。有位好心人曾劝任远志给江青写求情信，任远志却傲然不屈，坚决表示“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她说：“我是任弼时的女儿，是共产党员，现役军人，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怕什么？”后来，周总理闻讯，立即仗义执言，为陈琮英洗刷了不白之冤。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报告中，周总理在详细叙述了当年陈琮英被捕入狱的经过后，明确表示说：“陈琮英在监狱里表现得不错，态度坚决，什么也没说，后来是组织上保释出来的。”
2003年5月31日，陈琮英走过了102年的生命历程，静静地去了。她的女儿任远志曾告诉来访的记者，母亲最爱的装束是戴上坠有一颗红星闪闪的灰色八角帽，穿一身灰色衣服。母亲告诉她，这顶红军帽是中央部门在纪念长征胜利活动中，发给出席会议的老红军的纪念品。陈琮英当即戴在头上，非常珍爱，不曾搁置。母亲曾无限深情地说：“红军光荣，我是真红军。”女儿理解母亲的心。母亲红军时的英姿已嵌入了长征的永恒之中，红星永久地闪耀在这位走过长征路的母亲的心中。
●长征使刘英和张闻天这对革命伴侣走到一起。回忆起过去，刘英深情地说：“我和闻天的恋爱，不可以言语语之。”
“尤克娜，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刘英是老一辈革命家，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从1929年春到1932年冬，党中央派她到莫斯科学习。先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了一年，这所学校解散以后，又到共产国际办的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了两年。“劳大”的前身是“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时1925年创办的。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改名“劳大”。
刘英是“劳大”的最后一批新生，共有200人左右。在“劳大”，每一个人都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刘英叫尤克娜。中国同学之间互相以俄文名字称呼。那时王稼祥和张闻天、沈泽民、郭绍棠都在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中国学生称他们为“四大教授”。张闻天也到“劳大”兼课，是1928年进校的工人班的指导员，有时学校开大会他也担任翻译。在“劳大”刘英和“红色教授”张闻天初次相识。那时，刘英把张闻天看作老师。
1932年刘英回国，1933年6月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少共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张闻天也在苏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领导核心。当他得知刘英也来到了苏区，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尤克娜，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原来，对于刚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费用，用于置办生活必需品，一般都可以余下一些，就要拿出来请客吃饭，算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