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戈多 摄影/张岩

　　幸福楼的童年镜像一直折叠在我泛黄的记忆中。

　　我大姐就住在那座最大最高的水泥格子顶层里，大家称呼它为4号楼。

　　70年代初，我就盼着过礼拜天，不是基督徒向往的礼拜天上午，而是我自己的礼拜天下午。

　　那时，只要琴练得好，下午，我三姐通常领着我从东镇乘上二路电车到中山路下车，爬过陡高的天桥越过云南路由广州路拐上四川路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幸福楼。

　　耸立在路北半坡上的那几栋幸福楼与路南低矮的大杂院相比显得高大雄伟，在孩提时代的我的眼中它一直是那么的壮观那么的华丽，尽管它的外观一直是灰蒙蒙的颜色。

　　那7栋高低不已错落有致的大楼就像一个巨大的灰色迷宫镶进了我好奇的童心，30多年来它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时常不断的浮起沉落。

　　碧波荡漾的大海，我在大姐家的后窗上一览无遗；帆樯林立的风光，我也是在大姐家的后窗上一见钟情。

　　幸福楼，在那时成了青岛港上一道新颖靓丽的风景。

　　无风的大白天里，一层层的阳台走廊上爬满了晒太阳看光景的老人孩子；凉爽的夜晚，一对对青年男女倚着大门望月亮看星星。

　　走亲访友的人们从大老远来这儿上楼下楼转来转去，兴奋得不得了；胆子大的青年男女在幸福楼下接头约会，照样卿卿我我；周遭的中学生小学生在幸福楼前集合打闹，一派天真烂漫……

　　六七十年代的青岛人不论你是哪个区的，只要是住在棚户区和大杂院，大都羡慕住在幸福楼里的住家户。

　　今秋一个不冷不热的下午，我再次亲近了久违了许久许久的幸福楼。

　　些许陈旧些许斑驳的墙体告诉我，幸福楼的荣耀早已成为了过去。那些老楼的立面上依稀还能辨认出当年画在墙上的一面面红旗，时代的痕迹狠狠地刺激了我早已麻木的神经。

　　我脚底下的古力盖上“1966”的数字赫然跳进了我近视的瞳孔，猛然，它唤醒了我长眠很久的儿时记忆。

　　面朝大马路的2号3号和4号楼最有故事也最出风头。那个年头，你从楼上往楼底下一瞧，小脚的大娘们在忙着编麻绳，编织她们的生活之梦；蓝衣服的大姨们在忙着晒纸壳，欢快地忙碌。

　　“哎，我藏好了，快来抓我吧！”我仿佛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多年以前那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在喊着。“她就在7楼上强强家的煤池子后面！”一个叫新国的男孩嚷道。童年的顽皮画面不停地闪着不停地晃着不停地跳着。

　　就在这空儿，对面走过来一个手提马扎子的老大爷，老人的走动斩断了我遥远的思绪，同时也激起了我对幸福楼来龙去脉的窥探欲望。和气健谈的老大爷滔滔不绝的追述极大的满足了我贪婪的询问。

　　于是，时光倒流，我知道了1963年的一天，在海边的一片洼地上，在昔日贫民窟的废墟上，勤劳的建筑工人高高的抡起铁锤打下了第一桩。于是，最高最大的4号楼在1964年一天骄傲地屹立在背靠后海沿儿。于是，老百姓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搬进了当年青岛港上最高的大楼。“文革”爆发期间，2号楼3号楼以及其它大楼相继诞生，这前后7座高楼构成了青岛港最壮观的住宅群落，市里郊外前来观摩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用羡慕的目光仰望着这些象征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雄伟建筑。

　　“没盖大楼前，这里可是一片低矮的小趴趴屋，垃圾废品堆满了后海沿儿，几十年来，上千户人家都拥挤在这儿，他们大多都是解放前逃荒来的。”旁边一个戴鸭舌帽的大爷热心回忆道。

　　“靠海这一片儿，就是青岛人说得‘西大森’吗？”我急忙问到，“俺当地人都叫它‘西广场’。”拿马扎子的大爷脱口而出道。

　　30多年前，东镇的我就认识了西镇的幸福楼，但真正读懂幸福楼那还是近10年间的事了。

　　1996年春，我与孩子她娘谈情说爱时又重走四川路，又重逢幸福楼---她从出生到念初中就是在3号楼上度过的。

　　每当说起小时候，她都沉浸在以往的苦乐年华中，那个时候的她，特别盼望着过年过节，因为只有这一天，她和姐姐才可以穿着妈妈亲手缝制的新衣服，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显摆。她和一帮男孩儿女孩儿排着队，挨家挨户去拜年问安。

　　“那时候虽然穷，但街坊邻里真是亲如一家人啊！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对门的老奶奶家给我们家送过槐花包子，隔壁的王大娘为我和姐姐编过好看的盘花扣子，我和姐姐轮着班给楼上的李大爷家抓药买食品，那个年代可真是再也一去不复返啦！”那时的孩子她娘叹喟道。

　　如今，褪色了的幸福楼早已失去了"幸福"的光泽。终究与幸福楼无关的我热切期盼我曾经认识或不认识的大娘大爷大婶大叔大嫂大哥早日住上焕然一新的幸福楼。 （编辑　穆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