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0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以“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办公处”的胶条，查封了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场，但未正式接收。这时，青岛市政府捷足先登，派一个叫王玉生的人将工厂接管，并继续开工经营，厂名改为“青岛啤酒公司”，留用了295人，其中征用日籍技术人员8名。当 年12月，工厂被国民政府经济部鲁豫晋区特派员办公处接管，照常营业；1946年12月，又被移交行政院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接管，定名为“青岛啤酒厂”。 　　

　　在国民党“四大家族”横征暴敛的时代，青岛啤酒也没有幸免。1947年，陈果夫派人组建齐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将青岛啤酒厂从敌伪产业处理局手中“买”了去，这时工厂有职员44人、工人331人。产品仍是黄啤酒和黑啤酒，商标只有“青岛牌”一种，年产最高时为2800吨。 　　

　　1947年6月，曾经在比利时国立酿造学院、法国巴斯的学院留学，并先后考察过意、德、法、比、瑞、捷、奥、英等国酿造技术的朱梅被聘任为青岛啤酒厂经理兼厂长。这朱梅是著名的技术专家，是我国酿造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当时，青岛啤酒主要在华北地区销售，也部分销往上海等沿海城市一带，也就是在这一年，青岛啤酒开始出口新加坡等南洋地区，由于品质优良，在当地消费者中引起轰动，尤其是受到华人华侨的高度评价。 　　

　　尽管青岛啤酒名声大振，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即使一流的技术专家也无力回天。1948年以后，青岛经济异常萧条，导致青岛啤酒市场急剧萎缩，生产的啤酒仅供应占据青岛的美军。原材料、燃料供应不足，资金困难，各项摊派捐款与日俱增，致使青岛啤酒厂每况愈下，收不敷出。尤其是在淡季，常常是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不过，也许人们不知道，青岛啤酒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间接地立了一功。 　　

　　1949年，在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蒋家王朝的覆灭是指日可待。经过青岛地下党艰苦卓绝的努力，策动国民党军队驻青岛的护航驱逐舰“黄安”号起义计划已制定得无懈可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起义的总指挥是王子良，他在“黄安”舰担任航海官多年，对舰长刘广超的禀性、爱好和生活规律了如指掌。此人心狠手辣，结党营私，舰上官兵都十分惧怕他；如果他在舰上，起义很难成功；可怎样才能把他调出“黄安”舰呢？ 　　

　　酒！王子良知道，这刘广超是酒色之徒，见了酒就不要命；可能是“向国际看齐”吧，喜欢喝啤酒，尤其青岛啤酒是他的最爱。当时，因战事逼近青岛，啤酒厂已处于半停产状态，大部分啤酒都被美国大兵垄断着，要搞到青岛啤酒极难。 　　

　　巧借青岛啤酒为东风，王子良通过青岛地下党组织，从青岛啤酒厂买出10箱大瓶啤酒，存放在码头上的一家酒馆里。 　　

　　正月十五是个好日子。晚上6点，王子良一边安排起义领导小组的刘增厚枪炮官、鞠庆珍舰务官、孙露山主炮上士和起义积极分子刘彦纯轮机长等人准备武器、弹药和起义的有关工作；一边以军舰值日官的身份宴请舰长刘广超以及众“兄弟们”去码头上的酒馆把酒赏月，以贺元宵佳节。尽管王子良组织起义一点儿也没有走露风声，但老奸巨滑的刘广超还是安排他的铁杆死党副舰长留在“黄安”舰上镇守，以备不测。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青岛，周围的地区大都解放了，青岛成为朝不保夕的孤岛；尽管占据青岛的美国大兵在给国民党军队打气，但明眼人都知道，美国人随时可能“开溜”，残留在青岛的国民党军队，随时都可能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前途黯淡的军官们喝这青岛啤酒，苦闷涌上心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越喝越闷，越闷越喝，很快个个都醉如烂泥。 　　

　　王子良听说码头上的军官们都酩酊大醉，果断地下达了发动起义的命令。他首先带领战士冲进副舰长的房间，把这个顽固分子捆了起来，禁闭在舱中。接着，他发出一级战斗警报。由于起义骨干分子平日的宣传，国民党士兵们都看清了当炮灰的下场，纷纷加入起义的行列中来。大家各就各位，军舰升起试航的信号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黄安”舰徐徐地离开了青岛港。 　　

　　为了防止军港内美军的阻拦，枪炮官刘增厚命令备足了弹药，主副炮齐上膛。“黄安”从美军舰旁驶过时，士兵们不时主动向美军打着手势，“哈罗！哈罗”地问候。当“黄安”舰驶出竹岔岛时，值班的美军军舰发出信号，询问“黄安”舰驶向何处，“黄安”舰回答：“到前面避风”。 　　

　　夜半，当在码头上大醉的刘广超等人醒来，歪歪扭扭地想回到舰上时，“黄安”舰早已不知去向。吓得一身冷汗的刘广超急忙找到美军，企图追赶“黄安”舰。此时的“黄安”舰已完全关闭灯火，以22节的速度，向着已经解放的连云港进发。 　　

　　2月13日凌晨，“黄安”舰满载着国民党军队为南下准备的武器弹药以及各种给养，停靠在连云港的码头上，光荣地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