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欲望

　　如果把50年代到70年代人看作大的一代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经历过极其贫穷的窘境。当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现在主导消费的所谓“中产”时，会被一些小时候以为自己今生都不会拥有的东西，比如洋房和汽车，刺激出难以遏制的欲望。而这些大型消费品的个人拥有程度，与 城市的面貌有很大关联。

　　房屋作为巨大消费链条上一个很贵的环节，在风格的认同上，跟消费一件西装并无太大区别。150年的民族悲情，把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夺去很多。于是，长江三角洲上“一城九镇”的异国仿真，北京冬天凛冽寒风中的“蓝色爱琴海”，还有“格林小镇”、“塞纳河谷”、“澳林春天”……房产商刻意营造的欧洲风格的城市居住环境总能命中一干消费者的心。

　　在《中国新闻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进行的网上调查中，60.05%的人们认为城市道路的宽窄无所谓，只要驾驶汽车时不会拥堵就好。当汽车成为城市空间的主导，人本主义就变成“车本主义”。为了行车方便，小巷被拆掉，马路越来越宽，行人要像老鼠过街一样四顾小跑着过马路。人们急着从一个室内移向另一个室内，城市的公共空间充满了焦躁和危险。

　　调查显示，在城市里，人们最理想的拿一张报纸喝一杯咖啡的地点是街头咖啡座。《城市闲暇环境研究与设计》一书的作者马建业说：“城市的公共空间如何进行以休闲和交往为目的的设计，是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理想只是理想，中国人太忙了，甚至所谓的中产也停不下来。在城市街头卖呆儿的时间太少。”

　　从中国城市的混乱无序中，傅刚看见“无法比拟的能量，为了生活、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滋味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不是天生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匮乏、压抑，来源于单凭做梦无法满足的愿望。”

　　“今天的中国城市，反映的是极度压抑之后的疯狂爆发。”傅刚说。

　　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曾系统研究中国第六代电影中城市意象的自由撰稿人孙健敏，把“共享”定义为描摹城市的关键词。“现代化是大家协商的结果。大家聚集在城市是为了共同分担现代化成本。在城市里每个人都应充分表述自己的利益，同时尊重他人的利益。”在疯狂发展的欲望城市里，任何强加的意志都可能导致城市整体的裂伤，规划上也是一样。

　　傅刚、费菁夫妇在纽约生活工作了18年，对这座100年前的欲望都市的规划思想有深切的体会。在他们看来，1811年建立的曼哈顿格网，富有弹性和包容性，能够适应200年来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费菁认为，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真实、不矫揉造作。

　　“城市是一锅粥，八宝十全皆备，也许其貌不扬但有滋味。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工作是选料配方，行政部门掌握火候，使用者不断搅动……”面对欲望城市，规划能做的，就是给它未来无目的性的生长留出足够的包容空间。

　　城市规划的魔咒

　　“城市规划”这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本应译成“城市计划”，后因与当时的另一政府组织重名，才翻译成“城市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的学科体系基本按照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论来设置，而这一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就因缺乏人性而遭到人们的广泛质疑。

　　“大而化之地为城市建立规则是最可怕的，因为无论什么规则，都是一种简化的思维。”周榕说。“千城一面的前提是千城一法。”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一部规划法而没有任何地方性规划法规，城市自然生长所能产生的差异，一但遭遇规划，首先在这一层被过滤掉。

　　周榕把目前的规划通则看作是观念、制度的投影：“现在建设前都要讲‘几通一平’，这‘一平’是很可怕的，它平去的是差异存在的现实土壤。”

　　对于年纪较大的城市决策者来说，过去年代的记忆充满了悲惨匮乏，在他们脑海中，现代化愿景之强烈，令人只想尽快抛弃城市的历史记忆。能赋予城市气质差异的历史土壤也因此而松动，同时，他们采取的直接工具，是属于过去年代的“城市计划”思想。

　　“中国现行体制下，城市发展的所有动力都来自政府部门，把城市真正的可能性完全抹杀了。”孙健敏说。在来自过去年代的规划咒语的刺激下，城市欲望的某一部分可以肆意疯长，而作为城市魅力基础的公共性和多样性，地理差异和人文关怀，被一点点抹去。

　　“中国城市的真正发展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在短期内，城市建设所能调动的资源，采用的方法、依据趋同，这是不可避免的。”比起不断被规划祛魅的历史城市，周榕认为，那些现在看起来千篇一律的新城倒不一定值得过分担心。只要假以时日，在偶然性的不断叠加、历史的不断淘洗之下，城市就会展示出不同面貌。

　　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并不想把“添魅”的责任都交给后辈，他们开始对如何建立新的当代中国城市规划学进行研究。现在看来，在承认城市自然生长的基础上进行“微规划”，可能是一种人工“添魅”的可能。在规划政策的一些空白点上，如地产大盘或像五道口这样城市规划没光顾到的小块区域，探索性的实验已经展开。

　　城市，以谁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