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 与理想无关
“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
记者/曹红蓓 说起来，郑筱津做着的工作，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是带着梦幻的色彩——设计一座城。作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郑筱津的手里
总有三四座城市的规划任务在同时做着，平均一个城市的初步规划要做下来至少得在两年以上。
对郑筱津来说，她的工作和浪漫的城市理想毫不沾边，更多时候，是与各个方面的不断的拉锯和妥协。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当地领导的贪大思想是最常遇到的问题，一个城市明明现在只有50万人口，却偏要按照200万人口来做规划。这个时候，郑筱津她们总要尽最大努力进行解释和说服，这种说服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奏效的。而局部的问题上，妥协的一方就经常是规划师了。郑筱津记得，在一座西北内陆城市，讨论绿化植物的选择时，市领导坚持大面积引进并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樱花，结果是种了很多，也死了很多。
并不是规划中的所有分歧都能在最后时分达成妥协，郑筱津也曾经为此丢过项目。在为南方某城做路网规划时，郑筱津曾与当地一把手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这座城市中有一座革命纪念碑，当地领导想要以这座纪念碑为中心，模仿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布置全市的交通干线。而郑筱津和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路网结构的可行性很差。尽管耗费了很长时间进行沟通，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半步。最后，郑筱津她们只能退出了项目，由另一家规划院接手。
周榕曾经兼职在山西某市担任市长助理及总规划师，在这里，除了一样的身不由己，他体会到的还有强烈的孤独。
有一次，周榕为下属一个县做商业街规划，区域内有一段明代城墙，周榕沿城墙设计了绿化带，而区领导坚持要沿墙做成商铺。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市长介入，但区领导的决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商铺建起来了，城墙被完全遮蔽。
另有一次，周榕发现所做规划的市内一区中，有一段几百米长的北齐残城。周榕去和区内的主管领导谈规划路绕开的问题，刚一开口，这位处级干部就误解了周榕的意思，连忙安慰周不要发愁，“这好办啊，找个推土机来一夜就推平了它。”周榕连忙解释他是想保存这段墙以及墙的历史价值，最后，领导点头了：“行，那就留下吧。”待到工程交到开发商手里，为了降低造价，周榕所设计建筑的颜色和式样不断被篡改，以至改到面目全非。项目完成后，周榕怕去现场，更不敢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
“规划即政治。”郑筱津在总结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的工作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
“做城市规划的人，本应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工作两三年后，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就被磨去了一半。如果他还想吃这口饭的话，五年之内，一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协论者。”周榕这样比喻：“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
欲望城市
每个人都有欲望，城市模样是各种欲望角力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强势者会使城市成为自己的欲望载体，因而，城市是属于他们少数人的
本刊记者/曹红蓓 城市、建筑评论者，出版人史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所有的加入者都充满了欲望，正是这种欲望以某种不恰当方式形成的扭力，描画了我们城市的脸孔。
政府欲望
上世纪90年代，“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成为时代最强音，“大国风范”的自我感觉开始让城市决策者蠢蠢欲动，普通的西方城市不在话下，纽约、巴黎、伦敦、东京这样的超级都市，似乎才有资格成为我们城市蓝图的摹本。目前我国已有183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约占全国661座设市城市总数的27%。
国际化欲望在城市建设中的另一个表现是，凡重要项目，都邀请国际上的明星建筑师来设计。国家大剧院“巨蛋”，在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提交的若干个方案中，是他本人最不满意的一个；获得过普里茨克建筑奖的建筑大师库哈斯设计的耗资巨大的中央电视台新楼也以怪异造型而饱受争议，中国人真的需要这样的建筑吗？史建认为，与其说这是崇洋，不如说是示威。请国外名师造这样的建筑或许并不是为了给中国人看的，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它的存在，是要告诉外国人说：“我无所不能。”
除了国际化，发展的欲望片刻不可停歇。发展成了惟一目的、惟一指标。在各城各地提出的“N年大变样”口号中，变量N变得越来越小。库哈斯曾经这样调侃中国建筑师：“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建筑，而他们的设计费只有美国建筑师的1/10。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