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8棵御茶树属于村委会，不属任何一家私人所有。18棵御茶树现在已经被石雕栏杆围绕，成为“御茶公园”的景致。当年，它也曾经作为村里茶树分配给村里农民，“那时候不知道价值，1990年就收回了”。事实上，当年这些御茶也就和普通茶叶一样卖掉了。杭州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戚国伟说。他是地道的龙井 村人，也是本次拍卖的策划者。

　　这次拍卖被同样出产龙井的周围村里眼红，常听见的说法是:“谁说那些树上出的就好喝？”“谁说那是御茶？”“拍卖就是炒作。”

　　“戚国伟是我们的功臣。”书记陆鑫富说，“现在惟一在保护龙井茶的就是戚国伟。”这样说的背景是:龙井村一直在努力将自己村里生产的龙井茶树立为最正宗的龙井，但周围出产茶叶的村不甘于这说法出台，甚至周围地区都想把自己出产的茶叶叫龙井。浙江省面对这样的纷争，不可能只保护一个村庄的利益而忽略广大地区的利益，所以将本省的龙井茶叶产地分为三处:西湖龙井、钱塘龙井、浙江龙井。

　　而戚国伟一直在努力，把他们村的龙井“制造”成最正宗的龙井:他是地道的龙井村人，从小熟知本地文化，最爱讲乾隆皇帝封御茶的故事，“皇帝赶回京城，打开怀里刚摘的茶叶，哦，都压扁成条状了，据说这就是龙井茶的由来”。

　　90年代他还去过法国波尔多地区考察，专门研究该地区酒产地的情况，回国后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原产地保护条例》，最后终于有了说法:西湖龙井是最正宗的龙井茶。西湖区的几个村由此都成为该条例的受惠者，但没有规定说龙井村的龙井在其中更正宗。于是他又有了一套理论，告诉你由于小气候不同，龙井村的茶叶肯定要好于周边。

　　这次拍卖尽管是杭州市政府推动，但是，戚国伟是直接策划人。目前戚国伟已经能控制整个村的茶叶销售渠道，他成立的杭州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负责每年向中央办公厅提供几百斤的优质龙井，他在90年代就建立了广泛的销售渠道，据说全龙井村所有的茶收上来都不够他卖的。

　　每年新茶下来，他每天按茶叶出产量不同而制定收购价格。“这是我的专利。”他高兴地说。与此同时，龙井村也给了他特权，在收购期间，绝对不允许别的茶叶公司大张旗鼓来收茶。“偷偷的我们管不着。”村支书说。这样做的基础是:戚国伟不管好坏，能包揽所有茶叶;而别的收购者往往只收好茶，不太好的茶就不管了。

　　龙井村的村民怀着复杂的心态提到戚国伟，一方面，他赚了大钱，推崇他是个能干人。另一方面，又觉得茶叶价格都被他控制了。“他说多少就多少，谁知道他从中赚了多少？”但对于这样的事实，他们又无能为力。

　　戚国伟是明确的“龙井村茶文化”的制造商:他给自己的茶叶打上了“贡牌”的标签。

　　茶楼地理，新一轮竞争的到来

　　在梅家坞村的主干道两旁，秀美的江南茶楼掩映在树丛之中，这里已经是杭州经典的“茶文化旅游”的所在。茶叶飘香的四月，每天有大量游客来这里品茶吃饭。但这安详之中却隐藏着新的冲突。

　　“凭什么我们住在村后就倒了霉？我们就没能沾上旅游的光，这样的宅基地肯定要重新分配。”在已经旅游开发很成熟的梅家坞和尚待进一步开发的龙井村，谁也没有想到，住在村前村后，将产生如此巨大的财富分化。

　　住在村路旁开设茶楼的梅家坞村民，在2001年旅游开发后，一家茶楼一年的利润至少10万元，相当于三到四亩茶田。新茶下来时，一杯龙井卖到15元，加上农家饭菜的收益，几乎是“坐收渔利”。而且，游客吃完饭后，一般会购买茶叶，拥有茶楼的村民就有了更多的销售渠道。茶楼主人一般雇用三四名工人，他们已经从所谓的“地主”转化为“企业家”。

　　“他们自家茶叶卖完后，开始收购别人家的龙井，再从里面赚钱。”村后的居民对他们这样的“路子”又羡又妒。

　　“这两年宅基地的位置最让人头疼。”翁广银说，因为不像茶田分配可以抽签，宅基地的分配则基本按照村民从前的住地划定。

　　前些年在北京开设茶叶店，两年前回到梅家坞村的村民阿娟对自己的茶楼地理位置很高兴:“我们是祖祖辈辈就住在路旁了，后人眼红也没什么用。”她说的祖辈，是1962年开始在此建房的公公婆婆。其实一共也就40年历史。有的人家甚至更短，只有十几年历史，对住在村后的居民看来，这样的结果缺乏历史权威性。

　　“肯定要慢慢产生一种新的类似于抽签分田的做法，来决定宅基地位置。”翁广银说。但这样的分配办法还没有产生。

　　“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力量，是推动农村管理改革进步的根本力量。”华中师大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徐勇说。在他看来，这些富裕村庄的每一轮纷争都是好事，因为正是这些纷争在推动着乡村自主管理的进步。（记者 王恺 文中部分村民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