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因成都市公交车接连发生数起交通事故，成都市公交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引咎辞职；自贡“3·31”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28名事故责任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名事故直接责任者被移送司法机关；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后，川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引咎辞职，总经理等5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 机关……不少官员感叹，“现在当官的风险太大了”。(11月1日《四川日报》)

    这些官员的感叹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在“官员问责制”被逐渐引入、监督的力度逐渐加大、权力责任一致的观念被逐渐接受的大背景下，官员的风险与以前相比的确是在加大。

    但横向比，官员的风险仍然不能算高。与动辄以鲜血或生命为代价的矿工、民工等相比，官员可以说是安全系数相当高的职业，倘若一个官员付出了生命代价，那么也算是曝出了一大新闻了；与每年全国几百万的下岗工人相比，官员被免职或是开除的人数更是寥寥无几。

    显而易见，官员的风险没有达到或跟上整个社会的职业平均水平，在风险较小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太平官”现象，存在着滥用权力、对人民敷衍塞责的问题。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北京市人大的一项调查发现，有超过六成的被调查市民认为，目前行政机关的服务态度差，调查者中有64.66%的市民给了最低分1分，约11%的打了2分，只有11.31%的市民选择了最高分5分。

    这个数字与商业领域的服务满意率相比是非常低的。而在十几年前，商店里服务员的态度同样是冷冰冰的。驱使商家发生变化的动力在于服务员的个人利益与他对顾客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好的态度就可能带来更多的销售额，带来更多的利润，从而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薪水和晋升的机会，个人利益与服务态度被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行政机关与商家虽然不同，但依然可以对官员进行约束，强化责任意识，把官员的个人利益与服务态度、工作效率等结合起来，推动行政服务态度的改善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现在的情况是，官员只有在严重违反纪律或是违法犯罪下才会受到惩罚，北京六成市民对行政工作服务态度不满，也不会有哪一位官员因此而负责任，更不会影响官员的正常薪水发放和职位晋升。所以说，在官员眼中当官风险太大，但在老百姓眼中，当官的风险还远远不够。（刘培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