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若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

    在古代，史官的职能主要是以书面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有一定意义的现实事件，兼有舆论监督与记载历史的作用。赵匡胤在朝中设史官，无疑给自己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他的所言所行包括过错、失误，都会被记录在册，流传于世。而与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所不同的是，只要赵匡胤一句话，那些敢于作自己“反面文章”的史官便会丢去乌纱帽乃至人头。赵匡胤愿意的话，就连史官的编制也能立马就被撤消，“紧箍咒”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赵匡胤并没有这么想、这么做。而是让这个令自己头痛心烦、伤神劳心的“紧箍咒”像镜子那样照着自己，像鞭子那样抽打着自己。这件事让我们从一个小小的侧面领略了封建时代开明君主的胸怀。

    此事使笔者联想到这样一件事：建国初期，陈毅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时，每当在重大建设项目和大项开支的请示件上作批示，签字的右手就禁不住地“直发抖”，生怕一笔下去，有所纰误，对不起党和人民。

    赵匡胤乃封建帝王，陈毅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二人不可相提并论。但他们因“怕”而折射出的那种胸襟、肩负重任而负有的自律意识却有其共性。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复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有所抬头。在一己私利的驱使下，一些腐败分子往往置党纪国法于脑后，横行霸道，贻害一方。近年来发生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沈阳慕马大案以及绥化市系列卖官案等涉案分子，无一不是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地雷”之“勇士”。在他们的心里，办任何事之前，但凡有一点“怕”头，也不至于发展到“组织无法挽救，家人无法挽留，自己无法挽回”的地步。

    人，尤其是手握重权的人，还是有所“怕”为好。常思法纪之威严，常想“群众的眼光”，常虑舆论监督的洞察力与穿透力，主动在自己的头顶上悬一把利剑，挥一支鞭子，套一个“紧箍咒”，便会多一分畏惧、去一分贪婪，多一点小心，少一些“欲望”。惟此，方可真正做到慎初、慎独、慎微，洁身自好，清正廉明，拒腐蚀、永不沾。(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