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贫困山区的四川万源市以红头文件形式， 在革命老区强行摊派票款，集巨资请宋祖英、费翔、郑绪岚、董蕾蕾、大兵等明星演出。这些明星演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就达40多万元。9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以《1.6亿元财政赤字上的豪华演出》作了报道。

　　“公款追星”是一种典型的腐败，同时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 的执政能力问题。但由此凸显出的明星“身价”问题，恐怕也到了非“议”不可的地步。

　　按照“价格法”相关规定，商业性文艺演出的票价必须经过物价部门核定，才能公开销售。在财政赤字多达1.6亿元的万源市，明星演唱会价票之所以定得如此之高，估计与昂贵的演出成本有关——按明星们所缴个人所得税额度推算，他们至少拿走了120万至150万元。而且，还不包括他们的往返交通费及食宿开支。明星们凭什么拿这么多钱？原因当然很多，但在我看来，关键在于物价部门监管不力、执法失范，在认识上存在不少盲区。

　　盲区之一，文艺表演不是商品。这是一种与市场经济要义相背离的传统看法。其实，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观众购票入场，欣赏文艺表演，与演职员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商务关系。也就是说，文艺表演所提供的“精神服务”同样具有商品属性。因此，将演员个人所得纳入“价格法”所列的“服务项目”进行管理，是政府物价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工作上的任何懈怠都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盲区之二，明星出场不便定价。这种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我看来，既然明星走穴是—种市场化行为，就必须受到市场法则的约束。如果由于明星狮子开大口，促使演出运行成本陡增，以致达到了大多数消费者难以分摊、或承受的程度，物价部门就应该按照“价格法”第四条规定，在“国家支持和促进公平、公开、合法的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对价格活动实行管理、监督和必要的调控”。这种“必要的调控”可以会同文化主管部门一道实施，比如，明确规定国家—级演员的出场费最高不得超过多少，上下浮动的额度又是多少，等等。

　　盲区之三，违规行为不易查处。这倒是道出了物价部门的难言之隐。出席演唱会的明星物价部门怎敢轻易得罪？然而，演出市场也必须阳光化。依照“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演艺经纪机构在与演出主办单位洽谈明星出场费时，理当按区域“明码标价”，不能今天开价30万，明天又喊50万。对于个别当红明星经纪机构的“垄断经营”，物价部门完全可以参照“价格法”相关条款，以违规“哄抬物价”进行处罚。自毛阿敏、刘晓庆税案曝光以来，哪个明星还敢造次？同样是国家法规，如果物价部动真格的，谁敢漠视“价格法”？

　　由是观之，一部国家法规之所以管不住明星的漫天要价，主要在于政府物价部门制度安排刚性不足，执法理念有待更新。所以我认为，只要物价部门走出计划经济时代对文艺赋予的政治化阴影，切实加强对演出市场的价格监管，绝大多数明星是不会也不敢以身试法的。 （徐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