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和批评，有时像是一对矛盾，水火难容，时常处于对立的胶着状态；有时又像是一种依附，如影随形，始终不弃不离而相克相生。由此可见，创作与批评是缺一不可的。自然，批评的缺席或迟到，很有可能带来作品的日益平庸与困顿。而作为批评过程中最重要的作品研讨会，本应担当起批评的职责和保持批评 的尊严，可遗憾的是，它正在不断淡化批评的理念，以致最终变得与批评无关。

    在文学艺术和图书出版日渐繁荣的今天，正如我们并不缺少作品一样，我们也并不缺少批评家。可面对越来越多的作品研讨会，我们的批评家们为什么会纷纷失语或是众口一词？为什么具备批评常识的批评家们却愈来愈丧失批评的常识？

    其实，只要综观大大小小形式多样的作品研讨会，我们就不难发现：作品研讨会的举办，一般不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品位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写作者的个人身份、地位和本事有更多的关系。这似乎也可以理解，毕竟开作品研讨会需要钱，而且是数目不小的钱。一般来讲，没有一二十万元钱是开不了一个作品研讨会的。要是召开一个像样的、有档次的、有规格的研讨会，少则要花四五十万元，多则要花七八十万元或上百万元。很显然，只要有了作品和钱，作品研讨会就不难召开了。至于作品，当然要求是要作者自己写的，而钱的来源则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或是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拨款，或是本单位或下属部门出资，或是由企业赞助或朋友资助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不排除有（能力）自掏腰包召开个人作品研讨会的，不过此种做法容易被别人视为“傻子行为”。

    一旦知道了一个作品研讨会的诞生前提与生成过程，与会的批评家们即便有再“坚硬”的心也会慢慢“软化”了。尤其是身上揣着主办者含笑递来的数百元或上千元的红包之后，往往难免心头一热，同情心增强，原先准备的对作品的批评想法或挑刺念头都一闪而过了。剩下的多是言不由衷的好话和违心的溢美之辞。毕竟吃了人家的饭、拿了人家的钱和享受了人家提供的各种服务之后，再看不惯的事情和场面，也只得含笑以对或者一笑了之。而这样的结果是，即便有一些写作者想真心听一听批评家们对作品的得失分析与好歹评判，也几乎成了不可能。举个例子说吧，在一次王蒙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纷纷大唱颂歌而几乎没有批评的声音，甚至还有一些人离开作品大谈特谈与王蒙多年的私交过程。一位既写诗歌散文又兼搞些评论的女作家就对王蒙说了这样的谀辞：“我想我们大家来到这里，首先当然出于对王蒙作品的敬佩和无限的景仰。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可能被他个人的魅力所吸引，或者所倾倒。王蒙的作品有700多万字，而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所以，我就不敢谈作品，我就谈谈我认识王蒙老师的几件小事吧……”其实无需再笔录下去，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研讨会的乏味。好在王蒙随后向与会者作如是恳求：“我希望听听各位专家、朋友甚至是批评者对我作品的一个解读，乃至对我个人的解读。这种解读当然包括了遗憾与批评……在郑重的场合，我希望大家对我的评价从严从缓，从小从轻从低。这不仅是因为谦虚，而且还因为我觉得生活中有一些非文学的因素会使作品‘增值’……”

    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既要有被好作品感动的能力，同时也要有厌恶坏作品的能力。只有真正具备这两种能力，才能实现与批评对象之间进行精神上的有效碰撞与实质对话，也才能保证独立的批评与批评的品质。如果一个批评家的“趣味”出了问题，乃至为了一个红包而进行“批评”，那他的任何文字都是可疑的甚至是下作的。批评家的天职原是消除文化垃圾，扬善惩劣，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岂不是在公然颠倒黑白吗？如此一来，优秀的作品如何彰显？批评还有什么出路？

    批评是一项心灵的事业。它所需要的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具有独立思想意识的批评家，能够永远站在自由和批判的立场上，不断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因而任何时候，作家和批评家之间都应该保持必要的距离和警觉。否则，相互之间就会出现过于客气、盲目吹捧和妄加赞美的不良现象，创作因此会受到伤害，批评也随之走向没落。

    面对越来越多的作品研讨会，正在衍变成“为炒作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而举行的一种仪式”之时，作为理性的读者，我们除了发出“有多少作品研讨会与批评相关”的疑问之外，我们还又能说什么呢？

    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