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热播的《延安颂》第19集，王明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开始对中央的各项工作指手划脚。众所周知，从1931年至遵义会议为止，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曾给我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使红军在中央苏区无法立足，被迫进行长征。那么，他是怎样夺取中央大权的呢？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中共历史上惟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在国际共运的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米夫受命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与组织工作。因为大会文件的翻译及服务工作需要一批中俄文皆通的人员，所以大会决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挑选一部分人参加大会服务工作，米夫便推荐了王明为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当时王明虽已经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手遮天的人物，但在中共党内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负责文件、大会发言及对外交涉等工作，与中共领导人频繁接触，使他成为“名人”。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时，就是王明任第一翻译。

　　米夫在会上散布了不少轻视和不信任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言论，提议王明任中共中央委员，遭到代表们的抵制。因为王明当时连六大代表都不是，只是个学生兼翻译，又未曾在国内做过什么实际工作，这样一步登天自然为众人所反对。被公认为属于米夫派的王明、沈泽民等人在大会中的举动，也加深了人们对米夫的反感。这些人自命不凡，对中共领导意存轻视，在会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夸夸其谈，可是所谈的多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

　　米夫在中共六大后安排王明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支部局的书记，使王明成为学校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明是个拉山头、搞宗派的专家，他总是纠集部分人拥护他，向他们封官许愿，逐步形成了王明教条宗派小集团。王明在中大的活动，令学生怨声迭起，群情激愤，米夫不愿让莫斯科中大的斗争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在1929年夏辞去校长一职。

　　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领导人选应当”大换血”，由共产国际所了解和培养起来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党的领导人。

　　25岁的王明于1929年回国，他不愿意到基层而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1930年1月，王明在参加了上海工联会议时被英国巡捕逮捕。敌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要求他交点钱就可以出去。王明为了自己早日获释，不惜违反党的纪律，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要中央设法保释他出狱。万幸的是，这个巡捕只顾要钱，并没有发现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

　　王明出狱后，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以他犯了暴露党的机关的错误给其党内警告处分，让他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对此，王明十分不满。

　　同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会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共产国际10月又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强调李立三执行的路线是反马列主义、反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这封信还未到达上海的时候，中国留苏学生沈泽民、夏曦等人就从米夫那里知道了“十月来信”的基本内容和精神。10月下旬，这一批学生陆续回国，不是首先向中央汇报“十月来信”的精神，而是在米夫的授意下，先告诉了王明。

　　王明得知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持批评态度之后，便四下串通，抢先向中央发难。他找到博古等人，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批判三中全会继续了“立三路线”，公然要求撤消对他的处分。在米夫的遥控下，王明还扬言瞿秋白不能担任领导，要求政治局改变成分，由他们这些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干部来改造与充实党的领导机关。继王明之后，许多出于对“立三路线”愤慨的同志卷了进来，党内掀起了一股反三中全会的浪潮。

　　就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突然来华，到达上海后立即单独召见王明，并面授机宜。米夫向王明交底后，才与瞿秋白等会面，要他们召开六届四中全会。12月14日，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这时王明认为自己上台已不成问题，但那些资格老、威信高的人却仍是一个障碍，他开始公开攻击曾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的何孟雄、罗章龙等人；而米夫为了给王明上台铺平道路，大肆吹捧王明在莫斯科中大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在米夫的干预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撤消了王明等人的处分，承认过去对王明等人的处分是错误的。这样，王明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并戴上了“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从而身价百倍了。

　　1931年1月7日，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大权，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为止。辛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