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小松昭良，日本神户大学都市安全研究中心博士，作为一个专业的危机管理学家，每当灾难发生，他都会与中国政府和国际红十字会合作，第一时间赶到灾难现场。他的任务是分析灾难本身以及后期救灾情况，从而给中国政府提供详细的对策分析报告。在最近的重庆井喷灾难事故处理中，他是救援队中唯一的国外专家。

　　2003年一年，日本神户大学都市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小松昭良的身影不时出现在中国的几个重大灾区：夏天的云南大姚地震灾区；秋天的上海浴室爆炸现场。2003年的最后几天，他是在发生井喷的重庆开县度过的。

　　小松博士是2003年12月24日晚上7点赶到重庆开县灾地的。这时，天已经全黑了，开县的抢救工作正在陆续展开。医院的情况令小松昭良心里一紧：一个不大的医院，走廊里、大厅内都挤满了前来医治的100多名灾民，这时已经完全分不清病人和家属。

　　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凳上一动不动，眼睛闭着，眼圈四周红得厉害。更多的人整张脸都已经通红肿胀，连嘴巴都肿了起来。当小松昭良和他们交谈时，其中的一些人已经说不出话。还有一些人受了硫化氢毒气的侵害，坐下去就很难再站起来，四肢不停地发抖。“惨！非常惨！”小松昭良只能用这个最简单的词来形容他当时的感受，而更他担忧的是“当天，不要说救护车，就是交通工具也远远不够抢救伤员所用；抢救物资没有到位；各种各样有关灾情的信息来得过于缓慢。”这种状况直到国家救援队到来后才逐渐缓解。

　　在重庆灾县的5天时间里，小松昭良凭着对灾难独特的职业敏感，迅速嗅到了救灾中的误区所在：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剧毒硫化氢毒气是“臭鸡蛋味”，但事实上硫化氢只有在浓度很轻的时候才是这种臭味，当毒气达到可以致命的浓度时，就一点臭味也没有了；

　　有专家在宣传“在发生有毒气体大面积泄漏时，在无法找到防毒面具的情况下，可以用湿毛巾捂住鼻子离开现场”。但科学有效的逃生方式应该是事先准备一个椅子大的塑料袋，在得知毒气泄漏的信息后，迅速将塑料袋套在头上并封好，这样，里面的空气足够正常人10分钟的呼吸，也留下了充足的逃生时间；

　　事故发生后还流行一种说法：“天然气在空气中稀释后，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但不会对人体造成生命危险”。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科学上的理论推测，专业的灾难学者是不可能这么肯定的。

　　这是三个被广泛传播的“危险”观点。在他看来，这三个思想误区的共同点就是，不仅没有加强人们对于灾难的防范意识，反而“乐观”地淡化了灾难。他在分析报告中指出：被害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对策小组初期对情况认识不足；附近居民事前防范意识也十分欠缺。

　　在重庆开县的医院里，医生对这些中毒情况各异的灾民的处理方式是“观察”，然后吸氧、打点滴。而灾难学家认为，最专业的方式应该是先测定腕上动脉血液中的瓦斯浓度，然后才能对症下药。保守的“观察”后，如果灾民一旦发作，就将存在50%的死亡率。当地的医生对于“瓦斯中毒”的急救方式没有经验。

　　这一点让小松昭良联想到了去年夏天他目睹的那场云南地震。云南大姚地震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大姚县全县的医生护士就开始有组织地前往灾区进行灾民营救，小松昭良大胆设问：“医生是很快过去了，但是医生的素质怎么样呢？”一个极端的例子成为小松昭良的论据：灾难救助中，当医生与死神争夺灾民的生命时，可以采取的一个极端方式就是直接在灾民胸口开刀，用手按摩心脏进行急救，但是医生没有也不敢。而在这个地震频发的省份，医生们理应有这样的培训。抛开极端的例子不说，现在电击心脏的急救方式已经十分普及，但是背着行李包上山救助的医生连最简单实用的电击心脏器具都没用，仅仅是带了些简单的消毒用品、药品和缝针用品——“医生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这种救助方式很难控制被害人数。”

　　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上海的浴室爆炸事件中，虽然快速的救援活动争取了与灾难抢夺生命的时间，但是“硬件好，软件不好，预防观念和一些医疗水平不甚高的地区几乎相同。”

　　在灾难与生命的较量中，生命是脆弱的，这时，更需要智慧的博弈。 这位日本学者目睹了这么多悲惨的场面后冷静地告诉记者：“每当灾难发生时，灾民的惨状总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救援也好、解除贫困地区也好，合理的观念十分重要。地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难，地震发生后，全国的救援队即使火速赶往灾区也要一段时间，因为整个国家只有北京一个国家救援队，而这么大的国家，起码应该有三个以上的救援队，要不根本来不及应对灾难。还有就是并非每次灾难都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是因为领导的观念并没有将灾难的防止和对策提上日程。合理的观念十分重要，令人痛惜的是在灾难发生之前，谁也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采访结束时，小松昭良对记者说的最后一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在云南大姚，当我对政府官员分析灾难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中的失误时，他们就是拼命写，记下我的话。真希望，经过了2003年，2004年人们对于灾难能够有新的认识。”快报上海特派记者 郝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