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沉浸在音乐生活中不能自拔，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这不仅仅证明他的美感极为灵敏，情感极为投入，也充分表明了孔夫子重精神轻物质的生活态度。音乐是一种没有明确指向的语言，她只是启发、暗示，却从来都不强求。钱穆在《论语新解》中称孔夫子的这种迷醉为“此乃圣人一种艺术心情也”。我认为，在音乐世界漫步的夫子还不是什么“圣人”，齐国的韶乐也不是什么圣乐，一切都是平民化的，音乐不分等级和贵贱，音乐消解话语霸权。所谓的艺术心情实质上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审美感悟，在这里，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音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音乐。

　 后世的解释者都清楚“三月不知肉味”中的“三月”是“言其久也”，但是，却总是在有意无意之中，理解为孔夫子的这种痴迷不过是某个时间段的心理作用。我却认为，孔夫子的“不知肉味”是没有时间下限的。音乐是一个过程，烦躁而匆忙的奔赴于一个又一个目标的人是无心去听什么音乐的。音乐生活是一种和谐的生活，也是一种超脱的生活。乐以忘忧的孔夫子追求的是一种音乐的化境。充溢着音乐的心情平静如水，柔和而又坚硬地将世俗的东西挡在了外面。瞬间的感悟与绵延的梦想交融在一起。孔夫子对世界的认知不是从死背书本出发的。《诗经》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当然，孔夫子所做的不仅仅是配乐谱的工作，他动情歌唱的情景我们已难以想象。因为后世的儒生大都干瘪而无生气，全然没有了夫子那般旺盛的诗情。虽然儒生们大都会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那一段，但是，他们已达不到“咏而归”的高峰体验了。在孔夫子时代，诗云子曰并不是什么死板的教条，也不是活学活用的万能语录。我甚至认为，孔夫子对语言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巧言令色的人是为夫子所不齿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音乐则是有意味的形式，是不费口舌的语言，是充满隐喻的言说。孔夫子通过音乐接触到了自我以及世界的本质，所有的智慧、情感和理性都在音乐里面得以实现。可见，音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心怀鬼胎的人是没有资格面对音乐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生活包容了一切。音乐是和谐，是平衡，也是人格修养的外现。孔夫子清楚，所谓的人生哲学其实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要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完善自己，这个过程不可生硬、不可机械，要像音乐那样缓缓流淌。孔夫子的生活不但“依于仁”，而且还要“游于艺”。李泽厚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舞’、‘乐’，是‘变’，不是‘在’，它没有对象化为一个外在的世界，就在过程中间”（《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谈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与艺术》）。孔夫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把现实功利转化为审美追求，把对立冲突转换为天人合一。孔夫子不是单纯地听音乐，《论语·述而》言：“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夫子是十分讲究“和”的，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交流对话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音乐的美是抽象的，是虚幻的，这决定了音乐生活的自由本质。音乐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悦耳，而是给人提供一个和谐的心灵空间。没有了音乐，也就没有了思与梦的自由，心灵的秩序也就会发生紊乱。“礼崩乐坏”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由的丧失。像杨朱那般“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看似痛快，实质上成了欲望的奴隶。经过音乐陶冶的人是不会用这种掠夺的方式来经营人生的。

　 音乐是来自灵魂的一种召唤，它促使那些“在路上”的飘泊者永远都不停止脚步。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人在痛苦和绝望之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往音乐”，那是一片心灵的净土。而我们的孔夫子却是快乐着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