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诗经》里，咏别诗在我国就已大量存在，《燕燕》就是一首。屈原的《离骚》就是“离忧”。《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就是“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七言诗源出《李陵与苏武诗》。荆轲刺秦和《易水歌》、昭君出塞和有关吟咏，文姬归汉和《胡笳十八拍》，都是感人之事和传世之作。唐宋是诗词的鼎盛时期，咏别诗更是异彩纷呈，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杜甫的“三别”和《梦李白》的“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苏轼的“但愿人长久”等等，可谓家喻户晓。降及元明清代，马致远的“断肠人在天涯”、夏完淳的“离愁心上住”、顾贞观的“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等等，人们也都耳熟能详。这里信手拈来几个人所熟知的例句，已足见其源远流长，久盛不衰。

　 西方则不然。英国三大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都客死异邦，但他们都是自愿去国，死于理想，死于养病，可谓死得其所。勃朗宁倒有一首《异国思乡》的名诗，却一点没有感伤的调子，因为他本来就是和女诗人伊丽莎白私奔到意大利去结婚的，而且爱情产生了奇迹：截瘫的夫人重新站起，这对著名的诗人夫妻共同度过了15年幸福的时光。苏格兰大诗人彭斯有一首献给爱人的诗《红红的玫瑰》，最后向她告别时也毫无“断肠”之意：“再见吧，我惟一的爱人！／再见吧，让我们暂时分离！／我一定要回来的，／哪怕远在千里！”

　 中西对离别的态度何以如此不同；从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大可以得到启发：当年的京城名妓“老大嫁作商人妇”，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撇下她“去来江口守空船”，因为夜弹琵琶，惊动了前来送客的贬官白司马，使他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这位老妇使我们想起了李白《长干行》里那位少妇，她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开始，向远方的丈夫说到“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预堆”，最后盼他早回。这首《长干行》由美国意象派重要诗人庞德译成英文，题目成了《商人妇：一封信》，这就成了两个商人丢下了两个“活寡妇”。

　 那么，西方诗人不大把离别当回事，难道他们也都是商人吗？当然不是。但他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商业世界里，把全世界看作一个“市场”。西方不但从不轻商，倒是通过重商主义带动了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的进步，因而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里，正是拥有多艘商船往来于世界市场的安东尼奥成了道德的典范。还应当看到，西欧各国大不过中国的一省，而且交通便利，无远弗届朝发夕至，来去自由，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上班、回家、经商、旅游、访问、出差、度假，是不会产生“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王勃）的感叹的。反观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家庭不但是生育单位，也是自给却经常不能自足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因而安土重迁，轻视“四民之末”的商人。其实商人何尝轻别？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然。《长干行》里的少妇就思夫而不怨夫，只一句“门前迟行迹”就点明了他是何等难分难舍。庞德的翻译也很传神：“你走的时候曳不动脚。”中国人最怕抛家舍业、离乡背井，而天灾人祸，战乱频仍、改朝换代、仕途凶险，下自逃荒避难的平民百姓，上至“一旦归为臣虏”的李后主和徽钦二帝，无不谈“别”色变，因而迁客、游子、征人、思妇的伤别、恨别、怨别、惜别就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黯然销魄者，唯别而已矣！”“悲莫悲夫生别离”，“多情自古伤离别”，这些名句之所以众口流传、历久弥新，还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经受的离别太多、太久也太苦了吗？

　 这种生离死别的历史连续悲剧到“文革”上映了最后一集，从村野小民到国家主席概莫能外。是改革开放结束了“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局面，却又随着市场经济、出国热、打工潮的兴起，使众多的人不但“走出家门发外财”，而且“走出国门发洋财”，报载青岛通过劳务输出到外国打工的就有3．5万人。可以设想，“入世”、“接轨”、“全球化”、“地球村”还会使离别越来越多，但不再是生离死别，而是“相见时易别亦易”，从而咏别诗也会越来越少以至于消失。因此，我很高兴向读得太多的咏别诗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