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不释手之余，我发现该书也有一些疏漏。比如在第六部分“北大校长（1946－1949）”中，有一幅照片为“胡适和他的火柴盒”，上面的说明是：“胡适有搜集火柴盒的嗜好。图中他正在整理他在海外搜集的各式各样的火柴盒。”

　 细看这张照片，我发现两个疑点：第一，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时已经是50多岁、两鬓添白了，惟独这张照片满头黑发，是个例外。第二，书桌上有一个小摆设，用放大镜看，上面是两个外国人头像，中间还有“1941”的字样。再加上照片上那欧式风格的墙面，我猜测这很可能是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时（1938－1942年）拍摄的，。

　 经查证，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八二页（第五册），有胡适在1959年说的一段话：

　 “……记得抗战期间，我在驻美大使任内，有一位新闻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报道，说我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这篇文章当时曾给我看过，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地方，就让他发表了。

　 “谁知道文章发表之后，惹出大乱子来。于是有许多人寄给我各式各样的洋火盒，因此我还得对每个人写信去道谢。后来我把自己的洋火盒寄给一些送给我洋火盒的人，谁知有一位朋友把我送的洋火盒在报上刊出来（我的洋火盒是我篆文姓名胡适两字的图章，白底红字的封面）于是又惹来不少麻烦，很多读者纷纷来信向我要洋火盒。我的收藏洋火盒，并不是特别大的兴趣；只不过是我旅行到过的旅馆，或宴会中的洋火盒，随便收集一些；加上别人送我的，在我的大使任内，就积有五千多个，后来都留在大使馆内。”

　 类似的话好像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也能找到。于是我难免有些纳闷：耿云志研究胡适多年，他怎么连这段话都不知道呢？

　 其实，胡适的真正嗜好是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据说还在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他就对学生讲过这些故事，为此聂绀弩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怕老婆》的文章来反驳他。步入晚年之后，他仍然痴心不改，坚持这一爱好。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载，有一次，朋友从巴黎捎来十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胡适发现这三个字母正好是怕太太的谐音，便将钱币转赠同好，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后来台湾某报披露此事，他很高兴，当即给身边的人讲了个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此外，他还总结出一个“新三从四得（德）”供世人参考：“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其诙谐幽默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为什么要收集怕老婆的故事呢？他的理由是：“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这些话作为对国人的一种激励，倒也可以，但要把它当作科学论断，则缺乏依据。以我看，如果硬要把民主和怕老婆扯在一起，还要考虑“过犹不及”等因素。如果中国的男子汉真像那个经典的怕老婆故事所说，都成了“钻到床底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的“聪明”人，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来侈谈民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