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此颇有疑。又往下读：“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他们专以幽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前面的是观点，这儿的就是论证了，然而其论证却让人哭笑不得，是无理。

　 在该书的附录、曹聚仁的致章太炎信中找到了知音：“聚仁窃以为诗与文之分以有韵无韵为准，恐非平允之论。韵者诗之表，犹妇人之衣裙也。以妇人之衣裙加于妇人之身，曰是妇人也，诚妇人也；若以妇人之衣裙加于男者之身，而亦谓之为妇人，宁有斯理乎？《百家姓》四字为句，逢偶押韵，先生亦将名之为诗乎？是故诗与文之不同，不在形式，精神上自有不可混淆者在。”

　 曹氏把诗的特质核定为“言志”，认为文只是用来敷陈事实。不管这恰当与否，比之章氏之论，是有质的飞跃的。

　 章氏失足于诗与文的分水，与他对白话文、白话诗的成见是分不开的。他认为近代白话诗是诗的“堕落”，并且极具嘲弄性地给白话诗找了个始祖，即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

　 新事物的诞生总是要对旧事物有所扬弃的，白话诗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难免手忙脚乱，捉襟见肘，丢三落四，这样说，章氏之论是有道理的，只可惜他没向远处看看，没向本质处瞧瞧。白话诗文是新时代的要求，是无论什么硕儒大师都抗拒不了的历史的要求，是人性的要求。章氏优悠生活于书斋之中，思考于故纸堆之中，要是能伏下身子研究一下民间风雨声，要是能探出耳朵倾听一下新生活的钟声，怕就不会反感白话诗文了吧。

　 既对白话诗文嗤之以鼻，章氏有文学前途悲观论也不难理解了。在《国学概论》最后，他说：“在现在有情既少，益以无义，文学衰堕极了。我们若要求进步，在今日非从‘发情止义’下手不可。能发情止义，虽不必有超过古人之望，但诗或可超过宋以下诸诗家，文或可超过清以下诸文家！”

　 应该说，如没有民国和新中国，如清后还有一个封建王朝，章氏之论会是了不起的极具深识的大论宏论至论，即使今天，我们若撇开时代因素，专从文体、文本去作静态考索，“发情止义”的提示概括也是相当精辟的论断。

　 只可惜，文学之事，常常是由时代来作最后结论的。

　 章氏对欧西哲学也持轻视态度，难怪邵力子会说他“恶新”。

　 在新旧交替的当时，章氏贬薄白话诗文与欧西哲学，是对学术的歪曲，是知识的倒退，是历史前进中的障碍石，对新青年成长自然极有害。

　 《国学概论》中没讲史学，也没提医学、军事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只讲了经、哲、文，“经”相当于政治学和社会学。

　 我们现在讲国学，怕不会遗漏这么多吧。

　 对于道德人情，章氏又极开通。《国学概论》中把“道德”分成普通伦理和社会道德两部分，认为人情风俗也应随社会更迭变换而变迁，而道学先生把道德视为永久不变，把古人的道德，比作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违背，则是大谬。

　 章氏此论让人耳目一新。想《孝经》中原本提倡的健康的孝道，被后世演变为变态的孝道，又想古代好好的“礼”发展为后来的繁文缛节、虚与委蛇，真让人感慨。

　 章氏也认为颜回是庄子老师，这与郭沫若观点同；他论孟子不及荀子博大通明，也极是；论庄子的自由平等，也很平易；论李杜难分伯仲，也合公论；论更始刮席与呆子王莽，也算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