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等一系列需求方面的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收效越来越小。需求方面的政策虽然具有生效快的特点，但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问题。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例，政府出钱投资拉动经济，只能在公共基础设施等有限领域发挥作用，并且会导致对民间投资积极性的抑制，使投资环境变紧。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进程的拉长，其促进作用越来越小。吴敬琏给出的应对对策是：加大实施供给方面的政策力度，增强供给方的活力。

　 以美英等发达国家为例，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扩大需求的政策在战后美英等国大行其道，对刺激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社会经济滞胀问题。单靠需求政策难以奏效，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转而采用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供给方面学派的建议，采取了减税，减轻企业负担；解决对民航、电讯等行业的管制；大力扶持小企业，加强社会竞争度等措施发挥供给方的潜力，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经验证明，供给方面政策对经济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吴教授坦言，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势头经济学家不敢贪天之功。他认为当前经济发展速度很大程度得益于“十五大”作出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极少数企业由国家垄断经营，其他改制为多元化持股公司等决定。这些决定事实上释放了供给方面的活力。

　 吴敬琏否定了仅仅因为“国退民进”中个别事件或局部问题对改革方针产生怀疑的看法，坚持“退要有序”，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扶持中小企业，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等供给方面的政策必将从深层次给予经济更大的推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还会为中国最贫穷的人群———农民找到致富的出路。

　 十分明显的是，去年我国地方经济三强排名依次是浙江、江苏、广东。我国乡镇企业模式大体分为3种：乡镇基层政府主办企业的苏南模式，个体、私营经济活跃的温州模式，港台独资、合资居多的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发展初期一度红透半边天，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由于种种原因企业改组改制没有跟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渐渐落在了后面。而十五大后，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地区的经济活力日益强劲，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蹿升。如今，不仅浙江北部的宁波、杭嘉湖地带在向南部学习，苏南地区的政府、企业也成群结队地前往参观学习。摘自《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