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促成了“国立清华大学”的体制转变。清华原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有“殖民教育”和“买办学校”的名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该校从1916年开始酝酿，到1925年才成立大学部。1928年，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但他知道不冠以“国立”二字，仍然有半殖民地教育的嫌疑。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体系。冯友兰说，这是我国学术和教育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国立清华大学的问世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二，从贪官污吏手中夺回了“清华基金”。清华学堂是由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当年美国退还庚款时，成立了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不料这笔巨款竟成了少数人投机倒把中饱私囊的本钱。清华的日常开支是由美国使馆按月交付的，管理人员只要把这些美金换成国币，就有上万元赚头。更可恨的是，有人拿清华基金炒股买彩票，赢了归己，赔了归公。罗家伦上任时举过一个例子，一笔数十万元的基金前一天存入银行，第二天银行就宣告倒闭。他气愤地说：就这样，四百多万元的基金已经剩下二百来万了。为此他以辞职相抗争，并将黑幕公之于众，终于把基金使用权争了回来。

　 第三，为清华增添了一批基础设施。有了钱怎么花？罗家伦对此早有打算。他说：“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所以下车伊始，他就明确指出：“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在任期间，他不仅盖了生物馆、气象台和新图书馆，还规定至少要拿出预算的百分之二十购置图书仪器。罗强调，图书馆、实验室要讲究、舒适，宿舍要朴素，这样才能把学生吸引过来。曹禺晚年还对清华图书馆怀念不已，是因为他的《雷雨》就诞生在那里。可见人们把图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视为水木清华的“三宝”，是有道理的。

　 第四，为清华大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体制。前些年，冯友兰和陈岱孙曾对这个问题作过介绍。陈先生说，教授治校的依据是1929年修订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不知他是否了解，这个文件是罗家伦拟定的。冯、陈二人重提往事，是为了表达对这种制度的赞赏和留恋。这也说明罗家伦对清华功不可没。

　 清华大学从改制到抗战爆发不到十年，就培养出钱钟书、费孝通、王力、季羡林、曹禺、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赵九章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这能与罗家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