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为限制宗室的权势，曾规定“宗室不宜典三河”（地处京畿的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汉代地方官以在本地任职为时尚，称为“衣锦还乡”。如汉武帝时，李广为陇西人而任陇西太守。汉武帝中叶以后，开始对官员任职的区域进行限制：除京畿所在地的州、郡、县外，其他州、郡、县概不用本地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任职没有严格的籍贯限制。

　 唐代，官员任职的地域回避较为严格：“不许百姓任本贯州县及本贯邻县官。”

　 宋代，任职回避本籍的制度进一步发展。地方官不仅不能在本籍任职，而且非本籍有地产的地方亦不能任职。在职官员不许在任职地置房产。

　 辽金元回避制度有所削弱，但本籍不许做本地官的规定还是比较明确的。金“依旧令，求任官明数，不许就本乡”（《金史·选举志四》）。元代早在至元五年（1268）就提出官员任职地域回避，但规定不够严格：“各路地里阔远，若更避路，恐员缺有所碍，止宜斟酌避籍铨选。”（《元史·选举志三》）后来地域回避逐渐严格起来，至元二十八年（1291）即规定：“自己地面休做官”。

　 明代，官员任职的地域划分最为详细。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规定：“流官注拟，并须回避本贯”。至洪武十三年（1380）则要求任官南、北、东、西更调。明中叶以后，规定有所放宽，地方官可以到邻省任职，部分边元地区的低级官员则允许本省人隔府任职。

　 清代，官员任职不仅要回避原籍省份，县寄籍省份也要回避。如在邻省任职，距原籍应在五百里以外，但满洲人系特旨补用者，不受五百里之限。

　 汉代创立的官员地域回避制度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完善过程，成了我国古代官员任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防止地方官裙带关系、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以及维护地方统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地域回避强调异地做官的一律性，也就难免存在着“人地不宜”的问题。摘自《深圳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