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满一百岁了。他本是浪漫和英勇的化身，决绝与良知的标志，如今竟化作一缕传奇的云絮，飘浮在历史的风烟中。

　 马尔罗在66岁的时候，别出心裁地写了《反回忆录》（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他对自己毫无兴趣，童年、婚姻、家庭，统统不着一字，因为“生命中最铭心刻骨的时刻不在我心里落户。这没有什么。面对未知领域，某些梦想比起回忆更有意义。”他反回忆录之道而写之，只关注那些人类性命攸关的时刻，摹写那些关乎人类前途的星辰。之所以说“反”，是因为这本书回答了一个回忆录不谈的问题，而不回答那些回忆录论述的问题。群体命运远远高于个人悲欢。求解历史与生命的谜团，发掘具备史诗品质的东西，最大限度地清理自我，以微言寄托大义，以个体的名义为时代作笔录，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使命么？为将来的读者写书，是马尔罗的初衷。这是一部标新立异之作。面对埃及金字塔里沉睡的神灵、印度次大陆渐渐苏醒的城市，以及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事件，面对在纳粹集中营里那么多徒劳企盼和牺牲了的难友，马尔罗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迷茫，他的生命何以作答呢？不论“在场”与否，作者写同时代的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尼赫鲁、毛泽东等元首们，以及爱因斯坦、甘地等先知们，写过去时代留下的寺庙和陵墓，都以同样的悲悯叙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他所亲历与目睹的全部反屈辱的斗争中，生命酷似失传宗教中的神灵，有时又像一本陌生的乐谱。他深情地感叹了：世上只存在一种行为，是繁星的冷漠和江河永恒的涛声所不能征服的行为，即人类与死亡的抗争，某种永恒的东西，对世界提出质疑的能力。

　 “不知生，何必谈死”，这是中国先哲的人生观。对于马尔罗们而言，死亡比异域人更为陌生，尤其当它与自然力相结合之时。他参加过空战，知道无法朝对方开枪意味着什么。当他在空中翱翔，而飞机发动机偏偏出了故障，那一刻宇宙的力量动摇了他对人类整个过往的信念。

　 作为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也许是马尔罗的北京之行。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目击过奄奄一息的中国。1965年，当以法国文化部长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时，首先想到的是“给中国人带来希望”的长征。渡过长江、翻越雪山的是谁？长征像亚历山大的远征。他以磅礴的笔力再现了那段史诗般的岁月，如临其境地描写了对泸定桥的飞夺。那支黑暗中的火把部队，那些弯着腰的战士，那些从东方古老国度的坟墓里站起来的人，他们从峡谷上悬挂的铁索的一端，走向了历史的另一端。那不只是人民公社的国家，不只是高炉和大工厂，甚至不只是原子弹，而是长征的国家。

　 马尔罗把延安赞为再生的斯巴达。真理、传奇，还有使过去的战斗成为史诗的无形力量，一切都凝聚在那些布满简朴窑洞的山岗上。没有一个地方能比那儿更强烈地展示中国人神话般的力量。他因此认为亚洲的命运不在别处，而在北京。他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度抱有深深的期许，因为他本人也是富于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马尔罗尤其注意到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以及令来访者惊讶的口吻，“有点伤感，也许带有嘲讽，然而首先是自豪。他还在犹豫，他在犹豫什么我清楚。”

　 人也是他自己所掩饰的东西，而东方的秘密就是被代表。马尔罗不无悲哀地察觉到当时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正是即将爆发“文革”的1965年，是动荡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