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耧铃声，早已落地生根，活在我的诗里，呼唤一切美的醒来。

　 我与在美文中传播耧铃之音的作者，相识于1946年的胶东解放区。他就是后来的名记者于德兄，真正的农民之子。

　 当时，我俩共同扎根于海阳县的农村。于德所在的工作部门为新华印刷厂，驻地台城，一个小村庄；我则先后在新华总店、胶东文协从事专业创作，并编辑《胶东文艺》半月刊，由于定期到印刷厂送稿，与校对股的于德、严阵等一见如故。

　 时逢1947年春荒，民主政府提出“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干部不论级别高低，每人每天只供给半斤苞米，以掺野菜为主。但政府同时又强调，所有单位驻地周围5里地以内的野菜、树叶不准挖摘。

　 面对严酷的现实，老于和我都是迎着困难上，从不叫苦。我们在坚持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参加了拉犁和刨地。当时文协支书马少波还让我带上几个年老体弱的男女干部，提篮去挖野菜和撸树叶（杨、柿叶除外），常常要跑很远的路。大家多是农家出身，什么荠菜、苦丁子、笊篱头、板凳腿……有啥挖啥。老于和我抽空去村内采访，共同创作了民间歌曲《王大妈度荒》，刊登在《胶东文艺》封底上，对备战、度荒起了一定的作用。屈指算来，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的耳畔依然飘响着老于拉起二胡唱着《王大妈度荒》那浑厚质朴的声音……

　 “第一次握手，就是永久携手的开始。”我的这句诗，恰好概括了老于同我几十年的深挚友情。

　 记得到了1947年之秋，广大胶东农村的生产恢复正常，英雄的劳动人民又生活在明朗的天空下，老于也情不自禁地挥笔写出了不朽的散文《耧铃》。这篇笔锋明快、意象深远之作，生动表达了农民群众的由衷喜悦和对生活未来的信心。

　 当年深秋，我作为前线记者，参加了海阳、莱阳反击战；次年，便南下进了古城济南，先后从事《山东青年报》和《山东文艺月刊》的编辑工作；1951年奉调开封河南省文联，与姚雪垠共同主持创作部的事宜；之后，再次参加土改，并挂职到农业社深入生活进行小说创作，这期间，疏于同于兄通信。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我首当其冲，被人为地与老于割断了联系。

　 直到六十年代初，我重回济南亲人身边，老于闻讯第一个带上苹果来看我。当时他已是新华社山东分社的领导，而我只是拿身子当地种的穷“苦力”。两人相见，百感交集，彼此很少言语，紧紧拥抱，将两颗心贴在一起。几日后，我写了一束不成诗的长短句寄给了老于：“……在长年的困顿与煎熬中，／你送来的不仅仅是一篮苹果。／／我遐想这些苹果的所在，／定是咱们战斗过的山坡；／而果心所珍藏的褐色种子，／也许就是当年铅字的遗落。／／当你挎着家乡的苹果走来，／可否听到昔日战友在杜鹃啼血？／呵，感谢你不避风险走街串巷，／步入我蜗牛背壳般的寒舍……”

　 也就是老于，把这几个长短句牢记在心，躲过十年“文革”的劫难，在济南市委宣传部为我举办诗会时，把它朗读出来并写进了文章里，使它得见天日。这种难得的情谊，让我感动而泪流不止……

　 我在弱冠之年曾写过这样一个诗句：“没有眼泪的故事，是没有蜜蜂的花园。”却想不到，命运之神，竟然将两个把一切献给光明的人，无情地推进了痛苦的深渊……

　 让我万分难过的是，年纪小我7岁的于德，历经时间磨难从未向命运屈服，最终却被万恶的癌症击倒了！他孤独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和妻儿闻讯手捧鲜花前去探望时，老于已是形销骸瘦、极度衰竭！我又一次动情地拥抱了他。他以濡满泪水、黯然无光的双目定定地注视我良久，轻轻吐出了“患难之交”4个字。我难以承受，老泪纵横，肝肠寸断，欲言不能，情不自禁地在他深陷的面颊上深深一吻……若不是亲人拉开，我定昏倒过去……

　 人生一世，失去的往往是最宝贵的。亲敬的良友于德，终生追求光明，重友情，淡名利；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是他最大的特点。他虚心好学，勤于动笔，堪为我之楷模。他不畏艰辛，曾到内蒙古分社主持工作数年，其间，经常有草原吹来的风叩响我的门扉……

　 此刻语言已失去作用，而掏心窝子话半句也说不出来。昏沉中，老伴和儿子将我搀出病房，一路仰卧车上，耳际只听到断断续续的耧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