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河新就是被“深度套牢”的职业打假者之一。1998年，为了多买点一盒200多元的“菌必治”，他从农村基金会高息贷款买假。不幸的是，打假受阻，经过多次法律诉讼后，官司是赢了，但到现在也没有拿到钱。

　 “我从1996年开始打假，算来算去，手头的积蓄花光了，赚的钱也全捐给铁道部了。”王河新无奈地开起了玩笑，他说，撇下妻子和3周岁的孩子，一年10个多月在全国各地到处奔波，拿不回赚的钱不说，还要靠在家务农的妻子来支持。

　 臧家平的索赔之路也不那么顺当。他说最怕的就是诉讼，两年前在上海，一次性买了价值6万多元假冒英国品牌的化妆品，经鉴定是假货无疑，但对方就是不赔，只好自己出钱起诉，总计7万多元，都还“套”着呢！有时候一天也能赚个千儿八百，但也仅是基本维持“财政平衡”。

　 最赚的恐怕要数广东梁植了，妻子月工资3000多元，足够养活一个3岁的孩子，他在广州的一家调查公司供职，每月底薪不少于1500元。生意好的时候，打上几瓶高贵的洋酒，一个月能赚两三万元，最少也能赚300元。

　 至于他们挂靠的大公司和大企业能给他们多少提成，他们说，要视业绩而定，自己说了也不算。

　 说起打假，最悲惨的事恐怕就是把真的看成假的了，他们都有这种经历。

　 “假药克星”臧家平就曾经栽在化妆品上。1999年初，他带着女儿和手下几个“兵”，在上海旅游兼“练兵”。在一家大商场，售货员正在柜台上往一批日本进口的化妆品上贴商检标签，按说这是不合法的。他当即认定这是假货无疑，毫不犹豫一下子买进了1．2万元的“假货”，后经鉴定，这批化妆品质量和批号都没问题，懊丧之余把化妆品全部送了朋友。

　 梁植对自己的教训也是直言不讳。他自认为参加过识别洋酒的专业培训，又是受执法部门的邀请，1999年3月，在广东潮汕地区打假冒法国葡萄酒，一瓶就是3000多元，结果拿到法国一验，证明他们打错了。执法人员没有扣“假酒”，却扣留了他的同事。李峰也有在东营买过2200多元DVD光碟，结果判真为假的不幸经历。他们说，这些都是花钱买教训。

　 在人们的印象中，无论是上报纸，还是上电视，以王海为代表的打假者总是戴着一副摘不掉的墨镜，颜色黑黑的，透着一股神秘和“不近人情”。臧家平实话实说：“这是自我保护，说白了是怕人家一眼认出来。”

　 “其实，墨镜并不能消除我们的危险，我在深圳曾经被打得很惨，就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臧家平说这个错误就是“太相信商家了”。

　 那是1999年11月20日，在深圳一个大药店，臧家平经过事前侦查，买下了价值560元的假洛赛克，经媒体曝光后，药店老板答应赔偿。随即，他们在一家酒店的大堂见了面。“我拿到了钱，就把假药和发票给了对方，结果危险来了，药店老板的七八个随从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我的钱，手机又全部抢了过去，后经鉴定为肾挫裂。”此事现在还一直没有处理。

　 说到打假的危险性，四“刁民”异口同声：“都说10个商家9个重信誉，可就怕碰到不守信誉的那一个。”

　 王河新说，打假者怕的还有执法部门的不理解，厂家不愿意配合，不站出来质证，没有广泛的支持，他们的路走起来很难。但是，让打假者们欣慰的是，不断有人加盟他们的队伍。四位“刁民”说，尽管他们目前的生存离不开打假，要养家、要供子女读书，他们最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打假行为能提高所有人的反假意识。摘自《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