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调整农村就业结构

　 作为对农村问题研究较深的一名学者，林毅夫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已经成为现在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当前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生产能力过剩则更为重要。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林毅夫再次提出他“一石二鸟”的办法———推行新农村运动：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又能消化国民经济当中过剩生产能力的状况。

　 所谓推行新农村运动，就是由政府财政给与农村基本生活设施有关的基础建设提供支持，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因为在目前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启动比较困难，要启动国民经济，很大一部分就是把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掉。如果能对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增加投资，一方面不仅能改善农民的生活，还可以增加农民对这方面的需求，从而消化城市中生产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还可以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另外，城市中过剩的生产能力被消化掉了，城市中的经济就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同样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一个好的机会。因此，从长期来讲，要解决农民的收入关键要靠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

　 国企改革：剥离政策性负担

　 对于国企改革，3年前人们谈的较多的是它的脱困问题。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国有企业的亏损原因主要是它的结构问题———政企不分，厂长经理的制度权不够完善，导致国企的经营能力比较差。林毅夫对此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企亏损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它有不少政策性的负担，政策性的负担会产生政策性的亏损。当企业产生政策性亏损时，政府就必须从财政上对它进行补贴或在政策上给它优惠，或是在贸易上给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营利就无法作为经营好坏的指标。

　 林毅夫认为，政策性负担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性的负担，社会性负担的一方面是指企业为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而雇佣的过多的职工；另一方面则是指负担从国企中退休的工人，因为在过去发给的工资中，没有退休金这一部分。过去这些企业能够生存，第一是政府人为地压低了他们投入产出的成本；第二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不必面对国外的竞争，因此在这种投入低而产品价格高的情况下生存下来。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三资、外资等企业的进入，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投入产出的成本在上涨，在国内的垄断地位也没有了，加入WTO后，在关税上的保护也将没有了。在市场竞争状况下，如果让企业自己作出预测，它是不会向这方面投资的，只是因为政府让他们往这方面发展，所以他们才去投资，所以这一方面成为战略性的政策负担。

　 在林毅夫看来，战略性的政策负担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国内资金价格相对高于国外资金价格，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跟国外的企业合资，合资后，不仅可以直接利用国外价格相对较低的资金，同时还可以利用他们带来的技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到国际市场去上市，直接利用国际资金的成本。林毅夫认为，从中国过去几年的改革方向来看，战略性负担的解决基本上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在他看来，十五期间这方面的步伐将会迈的更快。

　 经济增长率：维持7－8％的可能

　 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林毅夫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1998年中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从理论上讲，通货紧缩会出现供给大于需求现象，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出现零增甚至负增长，但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却一直维持在7—8％之间，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态势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他认为，从总量来看，通货紧缩的表现都是供给大于需求，但是产生供给大于需求的原因又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虽然这两种方式对物价下降的情况都是一样，但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供给大于需求产生的一种方式是在供给相对均衡的情况下，需求突然下降。中国的通货紧缩并不是因为消费者突然减少，而是因为供给突然增加造成的。突然间增加的原因是1993年到1996年国民经济过热，投资增加非常快。那段时间，大部分企业增长的非常快。1995年，国有企业的净生产能力大约是1990年的273％，增加了将近3倍，而消费者增长大约才是50％。之所以那几年我们的收入增长还是稳定的，是因为1996年以前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小于需求，因此过快增长的生产能力中有一部分补偿了以往短缺经济的不足。虽然到1997年、1998年，生产能力就开始远远大于消费需求了，但这是因为生产能力突然间猛增，一般居民的财富并没有减少，普遍的就业机会还存在，因此虽然消费没有再很快的增长，但也没有萎缩，使得消费从1998年、1999年后一般维持在6—7％的增长，跟平常的情形差不多。到1999年、2000年，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消费者的增长实际上比平常的增长还快，因此，过去20年，我们消费增长平均在22％。

　 基于以上的分析，估计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维持7－8％的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但这需要政府做相当大的工作，通过调整各种宏观的政策来维持这个增长速度，譬如拉动内需促进发展等等。本报驻京记者鞠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