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我读完了预定在本世纪初正式发行的《一生的故事》这部120万字的巨著，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是我最喜爱的苏联作家之一，译者非琴则是我的亡友。《一生的故事》无论就作者和译者来说都是封笔之作和压卷之作。帕乌斯托夫斯基为它费了17年的工夫，非琴则花3年之力把它译完，其后不久就都成了他们的遗笔。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而建立起来的苏联为什么在74年里会由盛极一时而毁于一旦？它的社会生活和运行机制究竟如何？这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人们关注、思考和探索的话题。按说，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这一切应当从苏联文学里找到答案。但是由于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相在大多数文艺作品里是被掩盖、粉饰和假冒了的，因而不可能从《幸福》、《金星英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一些“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作品里去了解，而只能求之于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帕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使帕乌斯托夫斯基不因苏联消亡而消亡的除了他的作品的“真”之外还有“善”和“美”。善，就是他关心人民疾苦的人道主义精神。青年时期他作为卫生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亲眼看见抢夺救济粥的难民踩死一个男孩的悲惨场面，就通过一个犹太老人的口强烈控诉陷人民于苦难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永远诅咒那些双手沾满人类的鲜血、抢光赤贫者的人，直到世界的末日！让他们断子绝孙！让他们的种子全都烂掉，让他们的唾液像毒药一样毒死他们！让他们的空气变成灰蒙蒙的，让他们喝的水变成沸腾的焦油。让这个孩子的血使一块美味的面包浸透毒液，让他们被这块面包卡死，让他们像被压死的狗一样在痛苦中死去！”正是这种对人残害人的社会制度的义愤和渴望为被残害者复仇的愿望使帕乌斯托夫斯基接受了十月革命。但是事后的进程并不像革命所约许和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尽如人意，反而在革命的名义下产生和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残酷”，而对于许多正直的作家的镇压和迫害更使帕乌斯托夫斯基感到不平。例如，他在马雅科夫斯基自杀后去向遗体告别时写道：这位诗人“神情严峻，身躯高大，似乎并未停止思索。可他在临死前却沉默不语，没有向任何人说出生活使他——一颗坚强的心和对自己满怀信心的诗人——遭受的那些屈辱和痛苦。”对另一个极具天才和正义感的作家普拉东诺夫，他更直言不讳地说：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发表过。即使难得什么地方出现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荒谬的责难立刻像山崩一样落到他的身上。”他还说：“普拉东诺夫病得很重，吐血，一连几个月一动不动地卧床不起，但是他一次也没有违背自己作家的良心。”对他所结识的其他几位作家的不幸遭遇他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除了真和善，帕乌斯托夫斯基还特别醉心于美学的追求。他热爱大自然，热爱人民。风景，人情，故事无不蒙上一层抒情的色彩，无不如他自己所说的“响应美的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召唤”。这种真善美的“三结合”也使他的作品风格独具，是小说，也是散文和诗，被称为抒情的浪漫主义。《一生的故事》最好地体现了这种风格。它从作者的童年开始，从19世纪末一直写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他的足迹，读者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以及苏维埃社会生活在作家心灵屏幕上的连续投影，也可以领略到从黑海到北极圈、从波兰到俄罗斯内地以及外高加索的广阔画面，可以说是那一时代和地区纵切面和横断面的百科全书。
最后，我愿对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和非琴的翻译略作介绍。早在1951年，帕氏的两部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和《科尔希达》译本就已经出版，1957年收入两卷集的《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上卷，下卷则是非琴和别人合译的短篇，其中《夜行的驿车》是非琴在俄苏文学翻译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长篇《玫瑰和雪》1987年又由非琴译出出版。《一生的故事》这部最大、最后也最重要的著作则是最近在作者和译者分别辞世32和6年后出版的。由此可见，非琴的译事是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相始终的。这是因为，非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情有独钟。“翻译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一件愉快的事。”他在《译后记》里说，“这首先是因为能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细读他的作品，而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