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保留着这份我们班上的小刊物，不仅是因为上面有我的作品，有值得我纪念和留恋的东西，更是因为我有着一种信念，我们曾经耕种，未来总会有收获的日子。春天的时候，大地勃发着生机，哪一个信仰土地的人不要去耕种？但秋天的收获却会不同，因为有的人一直坚信着，一直辛苦地劳作着，有的人，一会儿看天，一会儿问人，对土地的信念动摇了，他的收成就可想而知了。每当我困惑时，我总会翻箱倒柜找出这本杂志，看看它又黄又脆的纸，看看我自己和同学们的名字，再想一想彼此的今天或明日，总觉得里面有一个定数：一个人热衷什么，执迷什么，追求什么，似乎冥冥中已经注定，更似乎已经写在这本《土地》里了，像人们说的，人的缘分早已在三生石上写定了。这上面有当时已经有了点名气的女诗人邵勉力的不知所云的小诗，有张新颖的小说《大森林》，有我的小说习作《门·窗·人》，还有我应编者之约写的小感想《我、文学与梦》。尽管《土地》因为经济的关系只出了一期，说白了就是没有钱，系里不愿给我们拿一期四百多元钱的印刷费，他们不高兴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们不喜欢我们那个调门，美其名曰也可以说是风格，也许这也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吧——第二十二条军规。叫作《土地》的杂志虽然终结了，但关于文学的梦，在生活的沃土上的耕耘却没有结束。当时我说写小说的目的是“叫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纸上”，其实也没有什么美好不美好，只是有一个梦想，属于春天的梦想，有着泥土的芬芳，有着新芽的渴望。指导员在“后记”里意思觉得是花钱找挨骂，也许我在感想里对文学的调侃让他感觉不舒服了，对我的小说批评了一番后，他说：“文学是什么？这问题确实难。刘如溪这位我见面就喜欢上的小伙子绝顶聪明说‘文学是什么和人是什么没啥两样’。我十分同意。”事实上是他十分不同意，如果今天再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会说文学是什么，那得从文学不是什么说起。反正，青春的困惑，很容易成为永远的困惑，就像我们当时对指导员的看法，事过境迁十多年，许多同学都还没有改变。不仅是因为他不是先锋派，不是叛逆者，更因为几岁之差，我们已经把他当成了世故老人，向两个方向行驶的异路人。

　 就是上文提到的十分幼稚的小说习作，让班主任李振声老师发现，给了我十分宝贵的鼓励。我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穿着衣襟不一边长的旧黄军装，生活的唯一方向就是文学，虽然还很幼稚，但却有点自以为是，表面的傲然掩盖不住内心的迷惘，李老师这个时候的鼓励，为时为地都十分的恰当，也由于他的牵线搭桥，我和班上几个写作高手成了好朋友，也成了李老师家的常客，甚或可以说成了喝酒论道的朋友。班里的同学后来也讨论过自己动手解决资金问题，继续印《土地》的事，把编辑的任务转到我和新颖手中，我还记得曾向一位西北来的女同学约过一篇散文，虽然也是朦胧派，写一个人在大西北的沙漠里，这篇文章在我手上放了好几年，后来不知所终了。还是由于钱，没有钱。从此，这件事不了了之，我们的《土地》出一期而寿终正寝。在这之前，班上还办过小报《樵夫》，是给几个写诗的同学玩的；办过发杂文的《大家谈》，也很快停了。有一份代表系里的学生文学刊物《入海口》，印刷精良美观自是不用说了，和《土地》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后来我和新颖都被他们挂在编委的名单里，实际上是什么事也没做的。那时新颖已经转向了评论，鸡窝里再也养不住凤凰了。要毕业了，我也正在为自己的前程费着心思，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心中的土地，也渐渐有了更加广阔和肥沃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