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一个地方,我总会想到生活于斯的故人。无论短暂萍聚,抑或深交莫逆,旧时的牵连总会适时地浮出心海。这样的时刻,我往往会和他们联系。尽管大多不是登门叨扰,可能只是一个传呼或一个电话,甚或仅仅停留于回忆,却总是情难自禁地以不同方式去翻动一页页尘封的缘。越是在陌生的地方,这样的心态越是突出。潜意识里,似乎总想设发理出自己与此地之间,哪怕是一丝一缕的关联。
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在飞往上海的5512次航班上,我又一次“故态复萌”———我开始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与上海有关的故人。搜寻的结果非常令我沮丧;除了五六个记得住名字的作家、三四个编发过本人作品的编辑(均未曾谋面),我再也找不出其他。我回忆的兴致随着“麦道90”从近万米的高空渐次跌落。就在飞机即将降落虹桥国际机场前的一个刹那,我才猛地想起了一个人。
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时我三四岁光景,一个年龄应该还不足三十的上海女人曾出现在我彼时的生活中。说起来,我那时真是太小了,或者是时间太长的缘故,总之我已回忆不起她的相貌之类。只记得她姓温(记不得她的名),只记得她有着与其姓氏相吻合的性格。我管她叫温阿姨。
故事的场景在滇西北那个叫云鹤的小镇。温阿姨和我母亲同事,是我们的邻居。那时的她,一个人生活,却时常和我们这群单位里的小孩玩耍。我对“上海”这一概念的最初接触,相信绝对是缘于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上海”的意思就是“水果糖”。温阿姨隔一段就能给我和小伙伴们散发的“上海水果糖”,是我童年零嘴食谱里最为奢侈的一项,也是我童年若干次流露神气神色的原因之一。因为对上海水果糖太过热爱,有一次,在刚刚吃完温阿姨分发的部分后,我又在一个年龄比我略长的小姐姐的率领下,偷偷潜入温阿姨很少上锁的房间,轻而易举地从床底下找到了那个熟悉而可爱的圆铁盒,顺利得手。之后,类似的“偷盗行为”还有多起,也有落空的时候,那是因为糖被我们吃光了,而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有没有糖,圆铁盒总是呆在那个最不合理的地方。懂事以后回想这一个情节,方明白这分明是温阿姨在佯作不知地为我们提供便利。
有一次我是单独“作案”,记不清当时是否偷到了水果糖,只记得我终于决定向阿姨的书架上,那一小瓶令我垂涎已久的绿色葡萄酒下手。我搬了一个小凳子,爬上去踮起脚尖够到了那瓶电影里美蒋特务们经常喝的东西。旋开瓶盖,香气扑鼻而来,一嘴下去,我却立觉苦涩难当,一边忙不迭地往外吐,一边匆匆逃离现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瓶令我好奇的绿色琼浆,名曰“花露水”。这是我童年时期隐藏最深的秘密,也是我最为尴尬的童年记忆。
温阿姨不久后就走了,据说是回了上海。我与她的短暂关联也就此结束。分别后的二十多年当中,在一些特殊的情景之下,我也曾偶尔想起过她,这时的我,已然不是当年的游戏稚童,我已经知道,温阿姨是千万上海知青中的普通一员,那时正被命运的潮水击卷。在这个比北大荒稍好的滇西北小镇,她留下了一段注定令她终生难忘的坎坷青春,也在一个稚童的无邪记忆里留下了不为她所意料的小小的缘。
我行走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人海茫茫,哪一张模糊的面庞是我清晰的记忆?而时间又如黄浦江那不动声色却不停流逝的江水,在这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即使温阿姨与我擦肩,我们也已无法相认。我们就像两滴在空中相遇的雨水,偶然而短暂,匆匆邂逅,随即融入生活的汪洋,未说再见却已永难再见。多少你、我、他都是这样,只彼此拥有短暂而平淡的缘,而正是这些不做作的凡缘,串成了我们生命长链的大部分。我深信,一个不珍爱故人、不怀念旧友的人,即使对待他最亲近、最密切的家人伴侣也不可能付出一种纯粹和无功利的、全身心的爱。因为,更多的时候,恰恰是故人,而并非耳鬓厮磨的爱人,提醒了我们去加倍珍惜生命中的每一种、每一段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