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幕布的正面，也许正在上映艺术的正剧，而幕布的反面，如果比作人生的真相，那么这些真相的上演，就显得不那么隆重和一本正经了，甚至反差极大，到了不合正常逻辑的地步。也许，不合逻辑的东西，正是事物本来的真相，而那些所谓的正常逻辑，实际上十分荒谬。我的这个源自童年看幕布反面的经验，在陈徒手的这本《人有病，天知否》的书里，不幸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说它不幸，是因为这本书对自1949年到文革时期文坛的种种真相的披露，因为引述的准确、资料的详实、证据的确凿和论证的严密，而使这种不合逻辑的真相，看上去更像是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悲剧。

　 比如那位我初中语文课本里学过的《长江三日》的作者，我曾经十分喜爱并背诵过他斐然文采的作品，比如大学的现代文学史上被鲁迅先生提过的大名鼎鼎的几条汉子，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老一代左派理论家，原来他们都是严肃正经的文坛大师，可他们以革命的名义用来解决个人恩怨的惯用手法，在他们的朋友、同道、兄弟的身上屡试不爽。可他们以残酷的迫害和虚伪的欺骗，来剥夺别人的自由和生命，是为了砥砺自己所谓高尚理想和生存技巧。在那些无限忠诚和极端革命的旗帜下，他们所进行意识形态的争斗和理想追逐，原来只不过是扮演了封建祭坛上人格分裂的大小巫师和牺牲品的角色。原来他们也照样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幻灭和历史的清算，可他们却很少忏悔。

　 上述人物的反面，是那位写过阴柔优美的《边城》的沈从文，因为1949年郭沫若在香港的一份报纸上斥其作品为反动文艺，胆小的他用刀片抹脖子未遂，只好到午门城下的历史博物馆，跟故纸堆、跟那些瓶瓶罐罐打交道。他曾经打扫故宫女厕所，因为他谨慎本分。他曾经给群众当义务解说员，尽管他天生口呐。在他的同时代作家巴金老舍坐飞机出国访问的时候，他天不亮就到了未开城门的午门，他买一只烤白薯暖手，下大雨披着麻袋片下班回家。一代文体大师痛心疾首说自己过去写的小说竟然全都不三不四。面对袭来的急风暴雨，他抵御的最好武器就是从此沉默。晚年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半天，无所思无所欲。他放弃了前半生单纯透明的语言艺术，换得了自己后半生生命的透明单纯，原来他是不想在那个黑白混淆的年代，把自己搞得不那么干净。

　 上述人物的反面，还有那位一生自尊要强的老舍，为了证明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他放弃小说而写了三十多部剧本，却只留下了一部《茶馆》。什么时代什么形势什么号召来了，他就穷尽自己的所有热情和才华来书写和讴歌。似乎任何人都有资格对他的作品说三道四和加以删改，惟有自己不能有不同意见。似乎任何人都能为他指出写作的方向和道路，而他自己只能在文字的细枝末节上涂涂抹抹，修修补补。他最擅长的幽默和悲剧美的创作方法，被图解和概念所替代。他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字，洗练而丰富，却被空泛和口号所替代。连那些他最熟悉的老北京的下层人物，也被改得面目全非。他放弃了创作的最基本原则，原来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却容忍了别人对其作品的任意践踏！《茶馆》的全体原创人员的命运遭际，正是幕布的反面，它要比幕布的正面———剧作本身的场景更真实更残酷更有悲剧美。作者陈徒手说，老舍的沉湖不能只怪罪那些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

　 还有那位60多岁到北大荒农场养鸡的丁玲，平反之后见到左右她大半生政治命运的周扬，后者对她说，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作者描述道：“老太太表情单一，说话谨慎，动作迟缓，人云亦云，全然不见了那种原本驰骋于文坛、泼辣爽快、火热率真的为人为文的风格了。还有那位狂飙突进，才华横溢的诗人郭小川，他只留下了《厦门风姿》、《团泊洼的秋天》等少量的诗篇可以为后人诵读，他应该是那种出口成章，典雅华美的大诗人！还有作为小说家和样板戏《沙家浜》编剧的汪曾祺，还有写出《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浩然，还有赵树理……太多的作家和作品的背后故事与细节，在这本书中得以一一披露，它应该归结为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能够用理性的反思和清醒的心态，来平静审视那段民族的灾难。也许只有伤痛不再发作，不再颤栗，远离病体的日子里，我们才能做到真实直面，自我救赎。也许只有不再回避，不再躲闪，把忏悔的勇气分担于每一个人，我们才能避免那些纠葛于历史恩怨和是非中的不幸，重新上演。也许我们只有学会忏悔，才能拒绝因为民族和人生的弱点，而使我们曾经的文学理想和事业走向了它的反面———工具化、庸俗化、悲剧化。

　 在学者的那些重写当代文学史的学术活动中，作为一份比较公正严密的史料，我认为他们不应该错过对此书的考究。在以文学为自己热爱的理想的那些人们的阅读中，作为一部试图修复一代人的苦难心灵史，我认为他们不应该错过对此书的思索。真相，应该具有铁的冷峻和意志，并可畏。

　 （《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