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过年，我便要辗转旅途，与亲人相聚，迄今已有二十年。故对我来说，将过年称为“跑年”，似乎更确切一些。

　 早年离家参加工作时，单位距家仅几十里地，往返方便，尚不能称之为“跑”。后来父母迁往南京，而我又与一个上海籍的女人结为夫妇，才真正尝到跑年的滋味。那时还未“开放搞活”，物资不流通，市场供应短缺，故每逢春节将临，上海的前岳母大人便来信命我们大举采购花生米、大豆或是鸡、鱼、牛羊肉等物。我父母在南京郊县，农副产品不缺，不需我们代为采购。但回家过年，总不能两手空空，于是我便捎上十瓶八瓶“明光大曲”及香烟等物聊表心意（记得那酒1元4角一瓶，需凭票购买）。从我家乡凤阳去南京、上海，需先乘汽车，然后再转火车；下了火车之后，又需转乘汽车。对于那些大包小裹，我和前妻只有在上下车时肩扛手提，自任脚夫。我最怕的是乘火车时进出站，特别是当进站之后，为了抢时间而在那长长的月台负重小跑时，总要累得我气喘吁吁，汗湿衣衫。好在那时还没掀起打工热潮，流动人口不多，汽车火车都不像现在这样拥挤。但人虽不是很挤，火车上的行李架上及座位下面却挤满了各色鼓胀的大包，好像满车厢都是搞长途贩运的人。那各色大包内的物品，与我们的包内相似。因为当时与我们同道的跑年一族，多为在外地安家的上海下放知青，其包中物当然是“英雄所购略同”。我和前妻的跑年计划，通常是两人一同乘火车，至南京分手，她带着女儿直奔上海，我在父母处过上三天年，再携些父母赠送亲家的土特产，前往上海拜见岳父母大人。只因物资不流通，前妻回上海时，总要肩负为多人捎物的重任。于是一到上海，我便要陪她这位兼职采购员，靠一双脚板把南京路、淮海路以及其他什么路丈量一遍。待到返程时，我们便再一次充当脚夫，携着那些大包小裹上车下车。

　 而今，我虽仍要逢年必跑，并且是从北京跑到南京，但已不需像当年那样辛苦。现在市场繁荣，物流畅通，此地能买到的东西，彼地也能买到，跑年已不需再苦力地干活。旅途中也不必为多带钞票而担心。当年前妻为人捎物，带钱颇多，为防被窃，她在棉毛裤上缝一布袋，将钱塞入袋中，再将袋口用线钉死。而现则无需如此谨慎，只要在兜里揣上一张什么卡或可以异地取款的存折就可解决问题。

　 当年我曾为跑年之苦而叹息，因为那时我还年轻，父母也未入老境，尚不能悟出跑年的深意。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过年的要意不在于吃与玩，而在于和亲人团聚。父亲晚年常叹与我们“见一面少一面”，老人家3年前已与儿女永别。母亲现已年过七旬，南北二京，相距遥远，来京3年，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当想起父亲“见一面少一面”的话，我便心中凄然。母亲有忧，我不能为其分担少许；母亲患病，我未曾在她床前侍奉半日。春节来临，我不管有什么要紧的事都得丢在一边，回家与母亲团聚！我想，这并非我一己之感受，对所有身处异乡远离父母的人来说，春节都像是一道命令———一道“如无特殊原因，务必于除夕之前赶到父母身边”的无声的命令。这道命令在春节将临时，悄然下达于每一个异乡客的心中，促他们早早定下回家的行期。这道命令，使他们不畏跑年之苦，不畏路途遥远。这道命令，使全国各种交通工具的运载能力于春节期间发挥到极限。置身于跑年者汇成的洪流之中，你会感到，亲情就像一根挣不断的红线，成千上万的跑年者都是被这根红线牵强有力地引着，才不约而同地跨越那将亲人阻隔于两地的空间，哪怕是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能使这根红线的牵引力稍减。